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1937年日本侵略军残忍屠杀我三十多万同胞的仇恨应该世代铭记！八十四年过去，作为中国人，在毋忘国耻的同时应该反思历史：为什么日本一个贫穷落后的弹丸小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都是中国的学生，却在不到一百年，准确地说是不到五十年就超过了中国这个老师？日本师从中国学到了哪些东西？又是如何消化吸收和做到极致变成本民族文化的？我们应该从中总结哪些教训？借鉴哪些经验？
日本文明是一种亚文明，先是中华文明的亚文明，后是西方文明的亚文明。这个说法是一些学者提出来的，未必得到公认，而笔者是基本赞同的。这个观点可以理解为：岛国日本特别乐于学习，先向老大中国学习，后向现代西方学习，把先进的东西学过去以后，用于促进本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宗教、法律、生活等方面的发展；厉害的是他们还能有选择性学习并改进提升，变成自己本民族的独特文化，在一些方面做到极致，做成“道”，甚至超过了自己的老师！
在明治维新运动（1868年到1890年代初）之前的两千多年时间里，日本人虚心向老大哥中国学习，以中国为榜样和标杆，几乎是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像贪婪的老鼠一样把所有他们认为先进的、优秀的东西全都搬回去，内心对中国这个老师是心悦诚服、敬畏有加的。比如，晚明时期，西方传教士来到日本传教，与日本和尚辩论，日本和尚问：你们的教义中国人能接受吗？这才有了后来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到中国，企图先影响有影响的人。
根据日本史书《兰学茗话》记载，日本的德川幕府当初与中国明清两代一样，也是主张闭关锁国的，于1635年颁布了大型船舶建造令，禁止海洋贸易。但结果与中国一样，闭关锁国就会落后，落后就会挨打，日本的大门也是被西方坚船利炮炸开的！
1853年发生了“黑船事件”，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船队进入江户（今东京）的浦贺港，逼迫日本与美国于1854年签订了《神奈川条约》，开放了下田和箱管两个海港，还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到了1863年，又发生美英荷法四国联手攻打日本的“萨摩藩战争”。西方列强的入侵倒逼日本发生了“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使日本在地方政权方面拆藩设县，在政治方面实行君主立宪，在经济、科技方面学习西方，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提倡文明生活。
从那时起，日本认识到不能再学习中国了，而应该奉行“脱亚入欧”政策，全面学习西方，国家也快速发展起来，到1894年在甲午海战中打败了清朝的北洋水师，标志着全面超过中国并不断入侵，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中国才彻底摆脱日本侵略。甲午战争后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来了180度大转弯，从崇拜、虚心、谦恭转变为蔑视、欺凌、残忍，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无法原谅，即使七十多年过去，中国也已经崛起，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也不能忘记国耻，特别是刚刚过去的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竟然传出不和谐声音，一个女教师在课堂上公开质疑大屠杀的真实性，这是可耻行为。回顾日本学习中国文化的历史，也是要从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以便于在提高民族自豪感的同时，时刻记住《易经》中的提醒：“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由于日本全面学习西方的时间只有一百五十多年，而学习中国的历史却非常漫长，达到两千多年；日本文化受中国的影响远远大于西方，至今很多生活方式依然是中国的，大量历史建筑、园林、寺庙和历史遗迹保留下来，以佛教禅宗为主的思想文化（也包括儒家思想和唐代的政治制度）等，也是来自中国，发展成茶道、花道、棋道、料理等日本极致的生活方式。可以说，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太大了，沁入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融化在思想行为中！当你走在奈良的古老街道上，看着两侧的中式古建筑以及建筑上的汉字标牌，你一定会有穿越到中国唐朝之感！
回顾日本学习中国的历史，每一个阶段都处在日本历史变革的重大节点上。第一阶段从秦汉到南北朝时期，是日本由绳纹时代（原始社会）向弥生时代（奴隶社会）的转变；第二阶段，隋唐时期，日本向中国派遣十九次遣唐使，学习唐朝的政治、文化、宗教、科技、建筑、生活等方方面面，正是日本大化革新前后，也就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阶段。
中日文化交流是从日本弥生时代就开始的。
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三世纪的六百年间，相当于中国战国末期、到秦朝和两汉。早在秦朝时期，就有大批中国人经由朝鲜通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后来又有方士徐福东渡扶桑的传说，这些交流给日本岛带去水稻种子和耕种方法，还将中国古代的陶器、纺织、建筑、青铜器冶炼等技术传过去，帮助日本从原始采集渔猎的绳纹文明时代，进化到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弥生时代；日本至今保留着东汉光武帝刘秀赐给倭奴国的金印，就是这一漫长时代的证明。
据日本史料记载，中国的儒学在大约在公元405年以汉文传入日本的。朝鲜的王仁由朝鲜半岛南部的北济到达日本，做了应神天皇儿子的老师，讲授《论语》；接着，又有一些儒家经典传到日本，虽然数量有限，但对日本的思想政治、社会风俗、道德风尚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大影响，日本的官学、私学都开始讲解儒家经典，还尊孔崇儒，建成了一些孔庙。
仁德天皇（生卒于313—399年）下达诏书时就引用了荀子的话：“君以民为本”。而圣德太子（生卒于574—622年），日本飞鸟时代的政治家，他定冠位时就以德、仁、礼、信、义、智等为道德规范，日本以前婚姻中有娶继母、侄女、姑姨等陋习，儒家思想传入后，这些风俗急剧减少。东汉时期，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到了公元522年，南朝梁国人司马达去到日本大和国高市郡田原，建造了草庵供奉佛像以供礼拜，这是佛教传入日本的最早记载，从此日本人有了佛教信仰，门阀权贵之间的争斗减少了，下层劳动者也在佛教因果、来世等观念中寻求精神安慰；后来圣德太子和苏我氏当政时，大兴佛教，在各处大建寺院。
当然，日本学习中国文化的高峰时期是在唐朝。
据日本自己的史书记载，先后十九次派遣唐使来中国学习。第一阶段从630—669年，走北路派遣1—7次遣唐使；第二阶段从701—752年，是8—11次，走南岛路线；第三阶段，从759年直到停止派遣，是12—19次，走南海路。在日本遣唐使中涌现出众多著名人物，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在两国都青史留名。
阿倍仲麻吕（生卒于698—770），汉名朝衡（又作晁衡），字巨卿。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曾被唐皇封为散骑常侍安南都护，年轻时来到唐朝进入太学学习，在中国生活了54年。曾于56岁时获唐玄宗恩准回日本，却被风浪吹到越南，大部分随行人员被杀，侥幸活下来后辗转回到长安，又经历安史之乱，直到72岁时去世；他一生都生活在中国，与当时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是好朋友，还曾往扬州延光寺邀请鉴真和尚东渡日本。1978年西安市和奈良市协议在两市各建造一座纪念碑，碑上刻有海船浮雕，两侧分别刻着李白《哭晁卿衡》诗和阿倍仲麻吕《望乡》诗，具有深邃的中日文化内涵，供其后人瞻仰。
吉备真备，又名下道真备，（生卒于695—775年），日本奈良时代的学者、政治家（公卿），与阿倍仲麻吕同时代，曾经两次担任遣唐使，初住长安鸿胪寺，就学于四门助教赵玄默。吉备真备在大唐生活了近19年，研究唐代的天文、历法、音乐、法律、兵法、建筑等知识，均有较深造诣。735年携带了众多的典籍回到日本，被任命为大学助，指导400多名学生学习大唐的先进文化。752年吉备真备以遣唐副使身份随藤原清河大使第二次朝拜大唐，与阿倍仲麻吕再会；753年至扬州拜访著名高僧鉴真，最终和鉴真大师一起平安的回到了日本。
据有关史料记载，吉备真备于735年回到日本后，向天皇献上了书籍（《唐礼》130卷）、天文历书（《大衍历经》1卷、《大衍历立成》12卷）、日时计（测影铁尺）、乐器（铜律管、铁如方响、写律管声12条）、音乐书（《乐书要录》10卷）、弓（弦缠漆角弓、马上饮水漆角弓、露面漆四节角弓各1张）、矢（射甲箭20只、平射箭10只）等，并带回了《东观汉记》。吉备真备带回的《唐礼》对日本朝廷礼仪的完善和改进有很大影响，《太衍历经》、《太衍厉立成》则促进了日本的历法改革，使唐代历法得以在日本推广和使用；吉备真备带回的乐器和乐书对于唐乐在日本的传播起到积极作用；中国早已失传的《乐书要录》现仍在日本保存，成为研究唐代音乐的重要资料；吉备真备在大唐留学时就已是围棋高手，传说围棋的棋盘、棋子最初都是真备从大唐带到日本之后才传播开的，不过此说尚有争议。
在任大学助时期，吉备真备在大学中增设了音韵学新课。他重视矫正中国的吴音（江浙一带的语音，在六朝传入日本）而学用汉音（唐代长安一带的语音），则是事实。还有，吉备真备利用汉字的偏旁和部首曾对创制日文字母“片假名”和“反切法”起过重要作用，许多著述都论证过此事；当然，日本的片假名未必是一人所创，吉备真备参与其中肯定是事实。为纪念吉备真备，井原铁道的井原线在他的故乡、冈山县吉备郡真备町的箭田设有同名车站。
日本遣唐使中除了上述的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还有佛教高僧空海、井真成等著名的遣唐留学生，都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空海于804年来到中国，在长安交流佛教密宗；806年回国，创立佛教真言宗(又称“东密”)。著有《文镜秘府论》、《篆隶万象名义》等书，保存了不少中国文学和语言学资料。
关于井真成，中国学者韩昇根据《唐史》和日本《续日本纪》记载，推断出井真成为日本遣唐使团中的一位中高级官员，理由是公元701年，日本仿造唐朝制度，根据中国传统五行说的理论，对官员官位制度进行了改革，官员服装颜色与唐朝官服的颜色基本一致。根据井真成死后被赠官五品下的线索，经过换算，韩昇得出的结论是“井真成日本遣唐使团中的第三等级：判官”。至今，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还收藏着井真成的《墓志铭》。“公姓井,字真成。志盖为覆斗状,青石质,边长37厘米,篆文,题为‘赠尚衣奉御府君墓志之铭’”。
在日本先后派来19次遣唐使的同时，中国也有人东渡扶桑，最著名的就是鉴真大和尚。古书《鉴真东渡日本》记载：从公元742年开始，应日本僧人和遣唐使藤原清河吉备真备、晁衡人来到扬州邀请，先后六次乘船东渡，前五次都失败了，第六次终于在754年到达日本，历经磨难，此时他已经双目失明。
鉴真到达日本后，受到孝谦天皇和圣武太上皇的隆重礼遇，重臣藤原仲麻吕亲自在河内府迎接，鉴真一行抵达奈良，同另一位本土华严宗高僧“少僧都”良辨统领日本佛教事务，封号“传灯大法师”、尊称“大和尚”。
鉴真和尚留居日本10年，辛勤不懈地传播唐朝多方面的文化成就。他带去了大量的佛经和医术，同去的还有精通艺术、国医、建筑、雕塑、油漆等人物，鉴真在帮助日本佛教完善戒律、受戒律仪的同时，根据中国唐代寺院建筑的样式，为日本精心设计唐招提寺的方案，两年后唐招提寺建成，这座以唐代结构佛殿为蓝本建造的寺庙是世界古建筑的一颗明珠，保存至今。鉴真死后，其弟子为他制作的坐像，至今仍供奉在寺中，被定为“国宝”。
鉴真在日本的弟子众多，对日本佛教天台宗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有被日本律宗奉为仅次于鉴真的“第二和尚”的法进，他是鉴真讲授戒律和授戒的得力助手，撰有大量律学注疏，还向日本学僧讲述天台三大部四遍，深受欢迎；被日本律宗奉“第三和尚”的思托，他积极协助鉴真营造唐招提寺，在向僧众讲授律学之外，也讲授天台宗教义，撰有日本最早的佛教史传《延历僧录》，并撰写鉴真传记《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尚鉴真传》，日本元开的《东征传》主要是据此书撰写的。
由于有了遣唐使来中国和鉴真大和尚东渡日本，中日文化交流在唐代达到鼎盛，并且深刻地影响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变革和进步，其发生于645年的圣德太子“大化革新”，与后来的“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两次最大的革新运动；前者是全面学习中国，使日本从奴隶社会过度到封建社会；后者是全面学习西方，使日本从落后的东方小国，成功变成毛泽东主席“三个世界理论”中“第二世界的西方发达国家”，而中国那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
最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天皇的年号，从七世纪“大化”年号起至2019年的“令和”止，日本天皇共使用了248个年号，基本来自中国儒家典籍。比如，孝德天皇的“大化”年号，源自《尚书》中“肆予大化诱我友邦君”和《汉书》中“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无一人之狱矣”。明仁天皇的“平成”年号，则源自《史记》中“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和《尚书》中“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最新的“令和”年号，则改变了一些，使用的是日本诗集《万叶集·梅花歌卅二首并序》中的“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令和”是日本历史上的第248个年号，也是首次使用日本古代典籍作为引用来源，只是汉字还没改变。
综合梳理一下，日本从中国唐朝主要学习了以下一些政治、宗教、文化：
一是学习唐朝的律令、田制、税赋等制度，加强君主专制，推动社会革新进步。645年孝德天皇颁布革新诏书，主要内容是：（1）效法隋唐均田制，实行班田收受法，废除豪族对土地和部民的私有。（2）效法唐朝租庸调制，受田农民必须向国家交谷物（租），服劳役或纳布代役（庸），交地方特产（调）。（3）中央设神祀、政二大官和八省一台，地方设国、郡、里。（4）兵制方面，京师置五卫府，地方设军团，公民服兵役。
二是效法唐朝法律，颁布《大宝法令》，规范国民的行为道德，从而改变了当时日本人的生活诸多方面。《大日本史》记载，818年，嵯峨天皇根据遣唐使原清公的建议，下诏改革礼仪，命男女衣服皆依唐制，和服就是从那时开始成熟的。
三是汲取盛唐文化、典籍、宗教等，提升日本文化与宗教等方面素养。日本天皇为了加强统治，选择佛教为国教而拒绝道教。遣唐使每次回国都携带大量汉文佛经，朝野上下竞相研学唐代诗文，白居易等人的诗集在日本流传广泛；借助汉字创造的日本假名文字；随着唐朝的书法、绘画、音乐、雕塑、建筑、舞蹈、围棋、相扑、马球等文化东传，对在思想、文学、艺术、宗教、习俗、风气的民族文化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四是通过向中国学习打开了日本视野，到当时开放的国际大长安学习，接触到更西方的文化；同时，也顺带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情报。
日本学习中国文化的第二个高峰期是宋朝。
这一时期主要是以最澄、空海、荣西等高僧法师为代表，来中国学习禅宗、茶艺和园林等文化，对日本茶道、枯山水园林等形成有巨大影响；再有就是宋代传到日本的酱料，对日本生吃刺身起到了关键作用，宋代饭团变成日本料理的寿司。
而在科技方面，日本已经将从中国学过去的技术提升了，比如冶炼和锻造技术，日本刀在宋代已经超过中国，北宋欧阳修曾作诗《日本刀歌》称赞日本刀；后来元朝忽必烈两次攻打日本失败，除了大海风浪和军队主要由色目人、朝鲜人、汉人组成不肯卖命等因素外，日本军刀的坚硬锋利也是重要原因。
南宋以后直到明清，日本向中国学习的就相对较少了，但还是有一些学习交流，比如，明代遗臣朱舜水东渡日本讲学，影响日本庭院园林的建筑等。但总趋势是从中国学习的内容越来月少了，这也反证了元明清以降，中国文化开始走下坡路的事实，难怪日本学者敢提出“崖山以后无中华，明亡之后无中国”的说法。
当然，日本民族是乐于学习，更善于学习的民族。
他们学习中国文化，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生吞活剥，邯郸学步，而是根据自己民族的特点和需要，有选择性地学习，然后变成自己的东西，传承下来；至今，日本国家图书馆，还珍藏着4175册汉籍图书。如今，走在京都奈良的街道上，看到保留完好唐代建筑，而不是出土的文物，会让每一个实地感受的中国人心中五味杂存！
日本从中国学过去的优秀文化实在太多！他们从模仿到自造，再到提升，变成自己民族的特色文化传承下来的内容，我们简单梳理后粗略统计就有六十多种，相关文章会在本公众号在陆续发表。比如：中国茶艺，日本茶道；中国诗词，日本俳句；中国剑术，日本剑道；中国傩戏，日本能剧；中国粘花，日本插花；中国饭团，日本寿司；中国酱油，日本味增；中国摔跤，日本相扑；中国禅宗，日本佛教。。。。。。
日本学习中国文化并非全盘照搬，而是根据本民族特点有选择性地有所学，有所不学，其原则是消化、吸收、提升，变成本民族自己的特色文化。比如，在儒学方面，中国儒家注重的“忠孝节义”，日本就只有“忠”、“节”、“义”，而不注重“孝”，日本人受中国儒家的影响是很深，一个是儒家讲礼制（治），以礼治国，这个传统其实在日本和韩国给保留下来了，我们中国却丢了大多数。再就是孟子的精神，可以看做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起源。男子汉大丈夫，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我不能完成使命，剖腹自杀以谢国人。因此《菊与刀》一书中说：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
再如，在宗教方面，中国是佛教和道教并存的，日本则只选择佛教，没有学习道教。又如，日本几乎全面学习唐朝的政治制度，但也是有选择和改变的，他们没有引进唐代的科举取士；而唐制中的重律有“十恶不赦”，日本只有“八虐”；唐代中央设有六部，日本设八省，至今还有“厚生省”等政府机构；在语言方面，日本巧妙地利用了汉字的意义，还将汉字作为注音和用偏旁演变成假名。
关于汉字和语言，要多说几句，因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文字是记录和传播的工具。中日两国虽然都用汉字，但思想方面却大相径庭，而表现在文化和行为方面，也很不相同。
汉语是孤立语，需要用海量的字词来分辨不同事物和意思，所以汉语字有两千多种发音；还有声调，普通话保留了四声，粤语六个，潮汕九个声调，这也体现出中国人思想复杂性；据说英语有四百种发音，而日语只有一百发音，就需要不同组合，靠一些连接词组成语法和逻辑来表现语义，日语只是借用汉字本身的意思和偏旁部首搞成注音的假名。
汉文明的最显著的特色其实体现在语言文字上。汉语不像其他如西方语言以及日本、韩国语言那样的黏着语，用定冠词、连接词、时态等复杂构成，一句话把时间、地点、人物和做什么等逻辑严密地交待清楚；而古汉语与象形文字望文生义一样，是将一些孤立的字词放到一起，加上一点点简单的连词、介词、副词就形成一句话，古代整篇文章还没有标点符号，全靠结合上下文去断句，去理解，出现不同的理解就在所难免了。比如，老子的《道德经》开篇：“道可道，非常道。”就有几种断句法，而意思也就很不相同了。一种是：“道，可道，非，常道。”另一种是：“道可，道非，常道。”第三种是：“道可道，非常道。”
所以，理解古汉语有时完全靠悟性，特别是一些高深的禅宗佛教语言和文字，往往一字之差，意思就天壤之别。禅宗有个“野狐禅故事”，说的是唐朝百丈怀海禅师在江西说法，有个老者是山里的野狐狸化身的，他的前世是一个僧人，因为说法时一直说“不落因果”，所以死后陷入野狐五百年不得托生人类；经过百丈怀海禅师的点拨，忽然悟到应该是“不昧因果”，这才得到解脱。“落”，是落入，不落，是还有自己，还惦记着自己；“昧”，是不明白，糊涂，不昧，就是不糊涂，不惦记。禅宗主张的“空无”，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存在，而是说不应该执着于存在还是不存在这个问题，是要彻底放空，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万物皆空，不仅色空、法空、空亦是空，连空无都不要执迷！执则迷，迷则不悟，就是执迷不悟。——这就是汉字的魅力，大概也是日本必须保留汉字的原因吧！
不仅如此，到了近现代，日本在学习西方后，用汉字翻译了很多与科技、法律、政治相关的词汇，后来再传回中国，成为我们现在习惯的汉语词汇。比如philosophy这个英语词，1862年日本哲学家西周把英文哲学一词译为“哲学”；这类由日本语中用汉字构成想新词司空见惯，比如机关、组织、干部、抽象、逻辑等等。
总体来说，中国人思想比较复杂，变化多；日本人思想相对单一，有点轴。就以园林为例，中国园林是三维立体的，用各种门、窗、假山、亭台、小桥流水等分隔开来，形成一个个独立的空间，移步换景，曲径通幽，引人入胜，刚好对应中国人的思想融合了儒释道三家；而日本园林的枯山水，大部分只有一个平面，敞开的，但不能行走，是坐着观看的，体现出禅宗佛教与日本神道的静虑思想。
中国儒家主张效法先王（文王周公），这种祖先崇拜和赞美圣贤，意思是圣人已经把所有问题都讲清楚了，不需要再探讨了，只需要老老实实照着读和用就行，这是农耕文明相信经验的结果。因此，中国古代长期以来缺少质疑精神和科学精神，特别是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后，大搞所谓“道统”，一千多年科举考试都是单一的儒学思想，后来演变成形式主义的八股文，占国家统治地位的儒学成了僵化的、教条的、禁锢思想的、愚昧落后的洗脑灌输，特别是将“君臣、父子、夫妻”的所谓三纲伦理搞到极致，培养出来的文人士大夫，不是腐儒，就是奸臣。当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经济飞速发展，并且发现新大陆已经非常强大的时候，以乾隆皇帝为首的中国统治者还在夜郎自大，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虚假繁荣之中，除了歌功颂德、溜须拍马，听不到半句质疑的真话。
结果是1840的鸦片战争，接着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直到这时，一些开明的官僚文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开始“洋务运动”，开始“戊戌变法”学习日本搞君主立宪制。可是，以慈溪太后为首的朝廷保守派，岂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既得利益受损？于是，光绪皇帝支持的变法运动也就成了“百日维新”；于是，有了1910年的辛亥革命，清王朝被推翻。所以，到了1919年才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提倡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
反观日本人的学习态度非常虚心。他们承认自己的落后，承认别人的先进，比如汉字，问任何一个日本人，都会回答来自中国。这一点来说韩国人就不同，他们所谓的民族自尊心，认为汉字是韩国人发明的。日本之所以能飞速发展，是因为在1868年就开始了明治维新，强大以后才有实力打败当时的中国；奇妙的是，这个国家在发达之后，还能保留很多本民族的文化，当然，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国学习过去的；特别是在工匠精神制作产品和服务方面，他们是世界上做得很好的国家之一，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了老大哥中国。
科技和工业就不说了，说说文化体育方面的。先以围棋为例，当然是中国发明的，传到日本后，将围棋做成“棋道”，设置“道场”从小教孩子下棋，还率先创立了九个段位，还有“棋圣”、“名人”等荣誉称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围棋与日本围棋差距拉大，特别是文革后还把围棋当做“四旧”破除了，直到八十年代初的中日围棋擂台赛上，聂卫平以一人之力过五关斩六将，才打破了日本棋手不可战胜的神话，成为民族英雄，被围棋界尊为“聂棋圣”。
再以足球为例，八十年代末期之前，日本足球一直是中国下饭的菜，因为无论是拼身体，还是拼技术，日本球员都与中国球员相差甚远。但日本足协正视差距，并且找到问题，制定并坚决执行了长远的发展计划，根据自身球员身体普遍矮小、灵活、又守纪的特点，坚持学巴西，从青少年到成年队，全部学巴西，避开身体劣势，把技术和整体变成优势；坚持多级联赛培养青少年，一个县的联赛就有四级。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日本男足终于成为亚洲第一，上届俄罗斯世界杯上，日本队是亚洲唯一进入十六强的国家。反观中国足球，几十年来违背足球发展规律不断瞎折腾，成绩越来越差，因闹出很多笑话而广受球迷诟病，在上届亚洲杯，被力量强大的伊朗打了个0:3，而日本队却打了伊朗队3:0；本届世界杯12强赛，第一次与力量型的澳大利亚比赛，国足输了0:3，而日本则2:1赢了。
作者讲这些例子，绝不是为了抬高日本，贬低中国，而是要找到小小的日本，为什么能在落后时学习中国，然后又在很多方面超过中国呢？这其中的秘密又是什么呢？经过对比研究，作者发现有很多因素，既有地理的、历史的、政治的，又有民族的、文化的、思想的等因素。
从地理上来说，日本位于亚洲最东端，是一个独立的群岛国家，东面是广阔的太平洋，在十九世纪以前没有受到来自太平洋上的威胁；西北与沙皇俄国隔海相望，那一片属于冰冻荒野的西伯利亚人烟稀少；西面和西南面隔海相望的是以中国及其属国朝鲜的大片土地，南面的琉球群岛上的琉球王国也是中国附属国。日本自秦汉就与中国交好，虚心当中国的学生，而中国人自古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没有扩展占领的野心，只要承认我中华是天下之主，热情欢迎万帮来朝，带来一点稀罕小礼物，赏赐的东西往往多几十倍、上百倍！所以，在日本几千年的历史中，除了元朝两次攻伐未果，与朝鲜多次小摩擦后来反被日本占领外，本土几乎没有被外来势力侵占过。
从政治来说，日本天皇制度延续了两千六百多年，与日本神话传说同步，是天照大神的儿子，他没有姓，是万民之主，号称“万世一系”。根据《古事记》及《日本书纪》记载，日本史上首任天皇是神武天皇，就任于公元前660年2月11日，谱系至今延续了126代。尽管在日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幕府时代，日本天皇实际掌权的时间并不特别多，但一直像神一样被供奉着，他是日本人民的精神支柱，即便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美军主导重新修改日本《宪法》，依然保留了君主立宪制度。当然，日本是单一的大和民族，人的思想相对单一，效忠天皇，容易被蛊惑，也是形成军国主义的原因。
反观中华帝国，疆域广大几乎四面受敌，加上干旱、洪水、蝗虫、病虫等自然灾害频发，以农业为主的民族历史上命运多舛。从西周周公辅成王制定的理论和制度，主张最高统治者是“上天之子”，受“天命”管理“天下”；但“天子”必须有德行，如果君王无道没有德行，荒淫暴虐造成民不聊生，就会受到上天的惩罚，人民也有权起来反抗，叫做“革命”，比如“商革夏命”，“周革殷命”，出现商汤代替夏桀，周武代替商纣。于是，中国历史上不停地改朝换代，从汉朝开始到清朝灭亡，没有哪一个朝代延续超过三百年。当然，这其中多次改朝换代都是因为外地入侵，比如周平王东迁、唐朝的安史之乱、北宋和南宋分别受金兵和元兵打败、明朝被满清取代等等。
中国每次改朝换代都与战争、动乱相关，后来者对先前的统治者满怀仇恨，往往以杀人放火来报复。比如，秦末项羽坑杀秦朝降卒三十万，放火烧了阿房宫；汉末董卓随意嗜杀大臣，放火烧了洛阳宫殿；金国人烧毁北宋的都城开封，蒙古人更加野蛮，攻下一座城池后，除了抢劫财物和妇女，动不动屠城、烧毁；明末李自成进京后，也曾放火烧了大明门，而满清之所以保留北京明代紫禁城，是因为他们一来是打着保护明朝大旗进北京护驾的，二来明朝崇祯皇帝煤山上吊后，顺理成章做了中华皇帝。因此，我国的很多文物古迹都遭到劫难而荡然无存，而日本却能将古代建筑完整保留下来，还保留了很多从中国传过去或者偷、抢过去的文物。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认为中国唐朝的古建筑只有日本还有，幸亏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山西发现了佛光寺，算是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唐朝建筑。
从思想上来说，全人类每个文明在其幼年的时候，都会思考两个终极问题。第一是：这个世界是什么？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第二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于是，就有了巫术，由巫术演变发展成为神话、文学、艺术、科学、哲学、宗教等等思想文化，都试图从不同角度来解决人类的两个终极问题；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与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明，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中国上古就有了《易经》思想，传说伏羲氏一卦开天，周文王演绎八卦，研究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用“阴阳八卦”和“五行相克相生”来解释世界上的一切问题，是中国哲学的内核，它关注的是社会、自然和人心。后来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无论是“以退为进”的“无为而治”，还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有为救世，关注的重点都是社会问题，而不是自然和科学问题。特别是儒家思想，关注的是伦理和教化，培养社会道德的圣人和君子，却很少关注自然问题，没有西方哲学那样重点关注“思维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的逻辑思维，也就很难发展出科学的逻辑概念、判断和推理。有学者指出，中国四大发明其实是技术，而不是科学。以数学为例，古希腊就有阿基米德这样专门研究理论的数学家，而中国古代虽然也有算数，孔子学习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虽然也有数，但应该只是会计一样的计算，而不是数学理论研究，即便有如祖冲之这样的数学家，也是凤毛麟角。
当然，在人类思想的轴心时代，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我国也曾经出现过一个注重科学和关注所有人的学派——墨家，可惜，墨家思想并没有成为古代中国文化的主流，而是由儒家、佛教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融合，成为中国人思想的主流。墨子思想呢？在国内隐入地下，变成江湖豪杰的伦理；在国外，则对日本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有人认为：日本学习中国的思想，没有学习中国古代的主流道统之学儒家思想，而是主要学墨家思想。儒家和墨家的主要区别是仁爱和兼爱。仁爱，是有差别的爱，君臣父子兄弟有等级区别的爱；兼爱，是没有区别的爱，主张人人平等。而到了近代，日本开始向西方学习，特别是1868年的明治，他们发现西方的科学比中国的国学更加管用，事实上，日本古代学习中国文化，也是有选择性的，他们对中国儒家思想和科举取士就没用，而是喜欢墨家和禅宗，因为墨子是具有兼爱和实干精神的，早期《墨攻》就研究科技的书籍和实践。
日本学习墨家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墨家有组织，注重集体主义；儒家注重个人修养，也可以说是注重个人主义，虽然中国人的群体意识很强，但每个中国人都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只是“群而不和”还是“和而不群”的境界上。从这一点来说，日本人的企业对员工终身聘用和日本人的军国主义思想还真有点像墨家。
3、墨家尚贤，唯才是举；主张兼爱，也就是没有差别的爱。而儒家主张“仁爱”，是有差别的爱，必须分清“君臣、父子、父亲、兄弟”，所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用礼乐教化来各安其位，不得越位，这种有差别的爱无法做到人人平等，矛盾也就无法避免。同时，儒家主张“民为贵，君为轻”，皇帝无道也是可以推翻的叫做“革除天命”，所以革命的改朝换代经常发生，“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而日本天皇2600多年一直存在，他不是人，而是神的存在；因此，才有延续千年的企业几百家，百年企业几千家。再有，日本学习中国唐朝制度，就没有学习以儒家思想为考试教科书的科举制度。又有，日本学习中国儒家思想，却没有注重“孝道”，日本没有“孝文化”。那么天皇呢？天皇是不遵循“尚贤原则”的，他是属于“尊天事鬼”，天皇在日本是脱离人的范畴的存在，天皇没有姓，他代表天照大神，当然，在整个日本的历史中大部分的真正统治者都是幕府将军。
4、墨家对鬼神的态度，是“尊天事鬼”，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鬼神的态度，则是“敬鬼神而远之”和“祭犹在”，中国人内心是既害怕又崇敬还远远躲开，也无法产生一神教的虔诚信仰，烧香跪拜的目的是为了保佑自己，功利性很强。日本的坟墓很多就在生活区，亲人的骨灰装在袋子里挂在胸口，日本武士战败切腹自杀是基于鬼神信仰，被视为一种光荣的死法，人生的巅峰。
5、墨家注重实干，有科学精神，早期《墨攻》就研究科技的书籍和实践。一百多年来，日本人的科学和技术飞速发展，在理论研究方面走在亚洲前面，平均每年都有学者获得诺贝尔奖项，是除犹太人以外获奖最多的民族；日本在汽车、轮船、精密仪器、数控机床、机器人、工具等方面也走在世界前列。
总之，尽管日本人也很讲礼节，不停地鞠躬，表象上看是汉代传过去的儒家礼仪。表面上中日在文字、建筑、饰品都很相似，但是偏偏搞不明白日本人的文化内核，那就是日本在向中国学习的同时，从来都没有忘记大和民族的精神，就是坚持所谓“和魂汉才”的原则。也就是在虚心学习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始终保持大和民族的精神内核“和魂”，日本人自古示弱也好，强大后翻脸动武也好，都是这个民族的好斗性格使然。有这么一个可怕的邻居，我们应该永远牢记血泪史，不忘民族恨，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最重要的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让其不敢小觑才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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