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草药》透露：日本占据了目前全世界90%的中药市场销售份额。国人一直自豪地认为，中药是我们的国粹。看到这个消息，不禁让人感到泪奔。那么日本汉方方剂发展历史是怎么样的呢？下面就带你了解一下。
日本汉方方剂学的形成与发展，有其悠久的历史。在遥远的古代，日本先民就已根据日常经验进行着极为原始的治疗。当时，在民间疗法中即有简单的药物疗法。如外伤时用蒲黄外敷，烧伤时将蚶贝壳烧黑和乳汁外用等。这可以视为最早的单方或验方。随着经验的积累及对药物功能的了解不断加深，人们逐渐认识到，将几味药配合起来应用效果更加显著，于是就形成了复方，成为日本民族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日本方剂的真正发展，还是在中国医学传入之后。
我国医学正式传入日本，据有史可稽者，应以南北朝天正二年(公元552年），梁元帝赠日本《针经》一套。陈文帝天嘉三年（公元562年）吴人知聪和尚携带《明堂图》等医书至日本入籍为开端。由此，揭开了中国医药直接大量东传日本的序幕。隋代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日本推古天皇派医人惠日、福因来中国学医，历时15年。惠日在630年再次来中国留学，带回《诸病源候论》等重要中医著作，在日本传播中医理论，开展医疗活动。自此，日本原有的民族医学“和方”与从朝鲜传入的“韩方”逐渐被中国医学所取代。
到了唐代，中日学术交流日趋盛行，日本通过遣唐史、留学生、僧侣等来华学习，除带去当时中国的典章制度、文化技术外，大量的医药典籍也同时流传彼邦。此后，日本相继成批派出留学生来中国学医，并请中国学者赴日讲学。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来华留学，10年后，到扬州邀请高僧鉴真和尚东渡讲学。鉴真率弟子数十人历时10年，克服诸多险阻，于第六次东渡成功，在公元754年到达日本。在日本，鉴真除传播中国佛教、建筑、文学艺术外，大力传授中国医药学术，对日本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后来日本学者撰写《鉴上人秘方》，其中即有鉴真医方，惜书已亡佚。不过，鉴真用过的脚气入腹方、诃黎勒丸等，在后来的《医心方》里均有记载。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日医营元清在我国学医归国，颇精唐代医方，竭力提倡中国医学。而营原梶成于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专程访唐，又将《千金要方》携归日本，对日本方剂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据藤原佑世在公元893年所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所载，当时存有医书166部，1309卷，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中国。虽然藏有这些医书的冷泉院于清和天皇贞观十七年(公元875年)遭灾，图书荡然无存，但据此书目可以看出隋唐时期我国传入日本的医籍何等之多。
9世纪时，唐朝濒于灭亡，中日往来一度中断，日本停止了派遣唐史。宋太宗时，中日之间恢复交通，两国之间的交流又开始活跃。这时，出现了一部日本最古老的医书《医心方》。此书凡30卷，为丹波康赖于圆融天皇永观年间（公元983-984年）所撰。作者根据《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中的分类方法进行分类，内容包括各种疾病的症状、药物、针灸、养生等，可谓集当时医学之大成。此书参考引用隋唐医书200余种，其中引录《千金要方》竟达480处、1141条之多。其后，康赖之孙丹波稚忠，又选择康赖著《医心方》所遗之医书，撰成《医心方拾遗》20卷。至此，我国医学业已取代了“和方”与“韩方”，占据了日本医学的主导地位，为日本汉方医学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此时的日本医学忠实地效法与模仿中国医学。其医学理论、诊断方法、临床治疗、方剂、药物等与中医学几乎没有差别。
到了日本的镰仓时代(公元1186-1331年)，日本废除了遣唐留学生制度，中日之间，惟僧侣往来不曾中断，加之汉学逐渐衰微，佛教日益兴隆，故在此期间的名医多属僧侣。如荣西曾二度入宋，据宋代医书，佛教典籍及个人观点，著成《吃茶养生记》2卷。僧医梶原性全据汉、魏、唐、宋医书200余部、2000余卷，并结合个人医学经验，于公元1303年，撰成《顿医抄》50卷。又于公元1313年用汉文写成《万安方》62卷，内容与《顿医抄》相近，但略有增补。至室町时代(公元1336～1573年)，汉学处于衰颓状态，虽然仍有大量中国医书进入日本，但能看懂者寥寥无几，自僧有邻所著《福田方》以后的医书，都用日文对汉文进行注解。此时的日本医学，离开了专门模仿中医学与从事训诂的道路，开始向进行实验、从事实践的方向发展。室町时代相当于我国的明代，明代是中国医学的昌盛时期，著名医家辈出，医学著述良丰。而当时的中日贸易与文化交流又颇为盛行，故日本有不少人来中国留学。如竹田庆昌、僧医月湖、田代三喜、净运、吉田宗桂，金持重弘等，先后来我国学习，归国后促进了日本医学的发展。其间，对日本医学影响最大的首推田代三喜(公元1465-1537年)。三喜在中国留学12年，于浙江钱塘随日僧月湖学医。月湖之学术思想源自虞抟，而虞抟除宗法丹溪外，尚折哀于仲景、东垣、孙思邈诸家，故三喜归国后大倡金元医学，著有《捷术大成印可集》、《福药势剪》、《直指篇》、《夜谈义》、《泪墨纸》诸书，创通气汤、补荣汤、和中汤及五十七条加减法，主治气血痰郁诸病。由于当时的日本医学主要模仿宋代医学，《和剂局方》在日本全国处于统治地位，三喜能抛弃局方，传播虞抟即东垣与丹溪的学说，是十分可贵的。这使中国医家的学术争鸣风气波及到日本，开创了新的医学流派。
在这一时期，由于受明代医学影响，日本医家撰述的医书，多为医学全书、分科专书与秘传处方集等，在方剂学方面，计有《福田方》、《悲田方》、《捧心方》、《秘方二十八集》、《揖仙方》、《直齐方》、《新椅方》、《遇仙方》、《达源方》、《经验奇效方》等20余种。
安土桃山时代(公元1573～1603年)，是三喜学派盛行的时期。三喜的门人曲直濑道三(公元1507～1594年)继承师说，大倡李朱之学，其门徒众多，著述良丰，有《援蒙圣功方》、《出证配剂》、《辨证配剂医灯》、《苏参汤方》等方剂学专著问世。在学术上不仅采用河间、东垣之说，也兼采金元其他诸家之论。其门人曲直濑玄朔、秦宗巴等人也有《医方名鉴》、《常山方》、《医学的要方》等方书传世。由于道三及其弟子的传播，使金元之学大倡于日本，占据了医学界的主导地位，后人称三喜及道三的学派为后世派。在这一时期，身居关西的永田德本(公元1513～1630年)，与道三分道扬镳，排斥金元医学，推崇《伤寒论》，主张实践仲景学说，为江户时代出现的古方派开创了先河。
江户时代(公元1600～1867年）可分为三期。初期仍以后世派为主流。道三之门人曲直濑玄朔、秦宗巴及其再传弟子冈本玄治、野间玄琢、山胁玄心、井关玄悦等名家大倡李朱之学，使道三学派在当时的医界处于主导地位。道三学派中，当时又有两大支派：一是以冈本玄治、长泽道寿为代表的口诀派。他们将处方运用的秘法编成口诀，供人传诵应用，颇类我国的汤头歌诀，其代表著作有《玄治备剂口解》、《医方口诀集》、《增补医方口诀集》等。一是以飨庭东庵、林市之进为代表的刘张派。他们提倡运气学说与阴阳五行学说，主张脏腑经络相配及药物引经报使说，一反李朱温补之论而力主刘张之言，惯用刘河间的黄连解毒汤之类的寒凉药及张子和的防风通圣散之类的攻下剂，但也据病人具体情况采用李氏补土与朱氏养阴之剂。
在这一时期，随着我国考据学的兴起，日本出现了复古思潮，提倡孔孟的正统儒学，反对程朱理学。受这一思潮的影响，医学上也相应产生了以名古屋玄医为首的古方派。名古屋玄医受永田德本与明代喻昌的影响、反对后世派的学说，主张以隋·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为规范，根据张仲景的《伤寒论》决定治疗方针，反对主观臆想，重视实践经验，主张通过实践来认识医学本身。除了尊崇仲景外，对其他医家多取否定态度，甚至对仲景也有不同看法，其用药以温药助卫防寒邪侵入为主，喜用桂枝汤加减，著有《医方问余》、《用方规矩》、《医方规矩》等方剂学著作，体现了其学术思想，也为江户时代中期古方派之大兴铺平了道路。
江户时代中期，汉学达极盛时期，医学界之古方派也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出现了以后藤艮山、吉益东洞为代表的古方派大家。后藤艮山(公元1659～1733年）为古方派的真正开端人物。早年欲随玄医学习遭拒绝，后发愤自学，将玄医的复古精神具体化，排斥宋以后诸家医学，主张复归汉唐之医学。他提出“一气滞留说”，治病意在促一气之运转，创顺气剂、润凉剂、解毒剂等经验方，集中体现了其学术观点。吉益东洞(公元1702～1773年)，一生致力于《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研究，对李朱医学做出了否定的结论。他将《伤寒论》之条文总结、归纳，整理出各方剂之最反映本质的证候，创“万病一毒说”与“方证相对论”，著《类聚方》、《方极》、《药征》、《方机》、《丸散方》等书，用方除《伤寒》、《金匮》方外，还大量使用紫圆、梅肉散、七宝丸、伯州散等药性峻烈的丸散，专以攻逐邪毒为务。东洞在医学上有不少新见解，崇拜之人颇多，如明和二年，《类聚方》印行1万部，在京都、大阪、江户出售时一月内即售完，加之其门人众多，故而其思想在当时的日本医学界很快传播开来，形成了与后世派分庭抗礼的局面。以后，经其长子吉益南涯对其学说的修改完善而更加符合临床实际，因而更加风行弗替，大倡于日本，并逐渐上升为医学界之主流。
在江户时代中期存在的古方派与后世派虽各有长处，但也存在着各自的偏见。随着时代的变迁，出现了折衷古方、后世方的古今折衷派。古今折衷派以望月鹿门为代表。他认为：法为万世不易，方则随时代而变。在读医书时，应先读《医学入门》、《万病回春》，然后读《千金》、《外台》等书，最后才读《伤寒》、《金匮》。他在1792年著《医官玄稿》，虽然尊重古方，但与以仲景医方为唯一中心的所谓狭义古方派不同，亦参考各家之说，采用唐宋诸方。自望月鹿门之后，医疗空气为之一变，重点在于临床实践，以古方为主，同时亦采用后世方等其他治疗方法。继承望月观点的，有山田正珍、多纪桂山、福井枫亭、和田东郭等人。他们也曾创造了一些方剂，如八味疝气方、加味四物汤、治狂一方等。几乎与望月鹿门同时的刘张派医家浅田图南，也采用了折衷之说。自此之后，古今折衷派渐成风气，在汉方界占据了一定地位。
江户时代后期，除古方派、后世派、古今折衷派以外，又出现了折衷西方医学与中国医学的汉兰折衷派与侧重医籍考据的考证学派。由于考证学派主要以考据古典医籍为主，其学术观点与古今折衷派相似，故此仅重点介绍汉兰折衷派。汉兰折衷派的代表人物以华冈青州、片仓鹤陵最为突出，他们分别侧重于外科与妇科，主张活用中西各种疗法，以临床疗效的提高为最终目的。如华冈青州即采用手术疗法切除乳癌，而以麻沸散作麻醉剂，以人参养荣汤作术后调理之用。其所新制方颇多，现今许多方剂仍为日本医家所习用，如十味败毒汤、沉香解毒汤、赤石脂汤等即属此类。汉兰折衷派的出现，使汉方方剂学出现了巨大的改变，自此之后，采用西说以释中医理论及以西洋病名作汉方主治证候者渐成风气，为汉方医学与西洋医学在临床上的结合做出了突出贡献。
明治维新(公元1868年)之后，日本政府采取西学东渐的国策，崇洋慕西之风大兴，以荷兰、德国之医学为典范，全盘照搬。所颁布的医师法，规定只有医科大学毕业再经考试合格，才能取得医师资格。而汉方医学既未纳入医科大学的教学计划，又未举办汉方医学专门学校，致使汉方医生无法执业。到19世纪末，日本汉方医学遭受政策上的摧残，几乎濒于绝境，根本谈不上什么发展。昭和初年，在国粹复兴思想的鼓动下，日本汉方医学家发起了国医保存运动，还试办了汉方医学专门学校，20世纪初，和田君十郎著《医界之铁椎》，力辨汉方医学的优越性。与此同时，汤本求真撰《皇汉医学》一书，堪称总结性巨著，后又写成《中国内科医鉴》，尝采西说，与我国当时主张中西汇通的医家，许多观点不谋而合。卒于昭和十三年的泽田健著《三焦经概论》一书，对针灸学术备加推崇。如此等等，使长期衰落的日本汉方医学又焕发出了复兴之曙光。不过，这一复兴势头延续未久，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美国占领军明令禁止针灸，汉方医学仍处于不合法地位，使汉方医学又遭受了严重挫折。
然而，日本汉方医学毕竟是有生命力的，它虽然渊源于中国，却深深植根于日本人民之中。日本人民对汉方医学的深深信赖与需要，促进了开始于60年代的真正复兴。加之，我国中医药学的成就与优势，席卷欧亚的“针灸热”、“中医热”浪潮，这些影响更加坚定了日本汉方医学界复兴汉方医学的信心与决心。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政府也开始改变对汉方医学的态度，并采取具体措施关注汉方医学的发展。目前，日本政府已把成百个汉方纳入医疗保险之列，把汉方医药纳入科研计划，建立设备优良、力量雄厚的汉方科研基地，还有20多所大学从事汉方和针灸研究。这些，都表明日本政府对汉方医学的关注。至于民间医界、财界筹建的汉方研究所、针灸学校、汉医学习班、学会、汉医门诊部、药局等，更如雨后春笋，比比皆是。近年来，日本汉方医界与我国中医界的学术交流也十分频繁。目前，日本从事汉方医药的工作人员，当数以万计，其中汉方医师、药师大多具有博士学位。他们已从重方药轻医理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并积极探讨我国中医学的特点，加以研究应用，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汉方方剂学随着汉方医学的复兴，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形成了不同于我国方剂学的自身特色。
总之，日本汉方方剂学渊远流长，它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吸取历代中国方剂学的成就，并结合自己的实践而自成体系。这个体系的基本框架与中医方剂学颇多相似之处，但其中融汇了无数日本民族的经验、认识，其间虽几经兴衰，但却以其蓬勃的生命力，逐步发展完善了自身，并在世界性“中医热”与日本国内汉方医学不断复兴、高涨的形势下，面临着崭新的、光明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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