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两期序言中，我们纵向比较了中国古代各个朝代的情况，也横向比较了世界同一时代的各国文明，得出中国宋代是文明程度最高、人民幸福指数最高时代的结论；如果您想穿越，建议穿越到宋朝去生活。那么，说宋朝人的生活幸福指数高，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从本期起，我们一起来一次思想的穿越，神游宋朝。今天聊话题之一：
坐与站的革命，体现了宋朝文明进步与人的尊严
喜欢看古装剧的人都知道，我国隋唐以前的古人，大都是席地而坐的，即便贵为天子，也是双腿跪坐在草席上。电影《孔子》里的诸侯是这样坐的，电视剧《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刘备也是这样坐的，因而有了席位、主席、列席、避席、割席断交等词语。
隋唐之前，席地而坐的用具除了席，还有榻和床，都是席的升级版。小而低的叫榻。“榻”这个字，大约在西汉以后才出现，它没有围栏，又叫“四面床”，可以移动，还能挂起来。在初唐四杰之一王勃写的《滕王阁序》中，有“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的句子。典故的意思是：陈蕃这个人特别清高，一般人难入他的法眼，他家里的榻平时是挂起来的，只有徐孺到访，才会放下来接待这位贵客。
大而高的就是床。床比榻出现年代更早，只有王侯贵族才能使用，君王的床会有特定的形制和各种象征皇权的装饰。已知最早的床是从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座大型楚国古墓中发现的，上面刻有精致的花纹，周围有栏杆，床下面有6个高19厘米的矮足。晋代画家顾恺之的名画《女史箴（音zhen）图》里面，就有类似这样的床。
在古代，席、床、榻既是卧具，更是接待尊贵和亲密客人的场所，就像今天北方来了亲友，主人热情请他上炕一样。由于古人睡觉、办公、待客，都是席地而坐，所以只有与之配套的卧式家具，叫做案几，或几案。几，用于坐卧时依凭；案，用于就餐、饮茶、写字、开会等功能。
中国古人从席地而坐到坐在椅子上，是从魏晋时有了胡床开始的。说到“胡床”，得脑补一点小知识：这种床不是躺下来睡觉的床，而是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中写的“床”，一种折叠的交叉的马札。亲爱的朋友，估计您小时候也跟我一样，以为李白是躺在床上从窗口望明月的吧？其实，李白是在庭院中坐在胡床上看月亮的，哈哈哈。从席地而坐到双腿下垂，经过了几百年的过度时间，直到宋朝时才完成转变。
为什么这样说？有画为证：在唐代画家阎立本画的《步辇图》中，唐太宗李世民坐在轿子里的榻上；而在宋代画家张择端画的《清明上河图》中，有人是坐在轿子里的椅子上，这种从唐到宋的过度很有意思。我们再来比较两幅画：五代南唐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画的是唐代人物，里面什么样子的坐具和坐姿都有，甚至还有人盘坐在椅子上；而宋代的《清明上河图》里面，有一家字号为“赵太丞家”的药铺兼诊所，一个女人抱着小孩坐在一条长凳上。
有了椅子，就有了与之相配套的桌子。在宋朝以前，还没有出现“桌”这个字，那时的人无论是跪坐，还是盘腿、斜卧，都只能使用低矮的案几，几百年间习惯使然人们都是使用案几，正如《韩熙载夜宴图》中画的，高高的椅子前面，放的还是低矮的案几，现在看来是不是有点别扭？我们今天能坐到桌子前、椅子上，都是宋朝的文化遗产；也因为宋朝桌椅的普遍使用，中国人的家具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接影响后世明清的红木家具文化。
也就是说，到了宋朝，中国人终于彻底坐起来了！您千万不要小看坐姿的改变，从席地而坐到垂腿而坐，其实标志着一种身心的解放，是一次生活方式的革命，一种文明程度的升级。席地而坐，必须双腿弯曲，膝盖着地，臀部坐在脚后跟上，头部还要正，不可以左顾右盼，这就叫做“正襟危坐”。在苏东坡写的《赤壁赋》中，就有“苏子愀然（音[qiǎo rán]），正襟危坐”的句子，我猜想，当时苏东坡和朋友夜游赤壁，“驾一叶之扁（音pian)舟”，七月十六在长江上赏月，大约是跪坐在小船板上的吧？
古人重礼仪，对于坐姿是有严格要求的。在孔子讲授的“六经”中，就有《礼》，全面规范了人的各种礼节行为，要求学生自己遵照而行，还要影响全社会，就是要践行“以礼治国”的政治主张。孔子不仅这样要求学生，也严格要求自己的儿子。在《论语•季氏》中记载了“过庭之训”的故事，文言文就不说了，大意是孔子两次站在院子里，儿子孔鲤低头小碎步从身边走过，被父亲叫住训问。解释一下：地位低的人从地位高的人身边走过，要低头、小碎步、快走，这种走法原文叫“趋而过庭”，就是影视剧中很多日本女人的姿势。
第一次孔子问儿子学诗了没有，说“不学诗，无以言”，就是不学诗经，就没法开口说话；第二次问他学礼了没有，说“不学礼，无以立”，就是不学礼，就不能在世间为人。孔子对学生和儿子说的礼，当然包括站卧起坐，言谈举止。
汉代的著名的政论家贾谊，就是写《过秦论》那位，还专门写了一部书叫做《容经》，对各种席地而坐的坐姿进行了规范，算是一种“坐经”吧。
书中说：“坐以经立之容”，后面一大段古文就不说了，翻译成现在的意思是：身体垂直了坐下，小腿不要伸得一长一短，脚掌不要着地，两眼平视前方，称为“经坐”；头微微低下，目光注视着尊者膝盖的，叫做“恭坐”，恭敬的恭，很像现在的一些马屁精下级，见了领导屁股只敢有三分之一坐在沙发上；低头，目光不超出几尺远的，叫做“肃坐”；头完全低下来，甚至连手肘都下垂的，叫“卑坐”，完全就是一副乖乖听训斥的样子。
您看，以上的“经坐”、“恭坐”、“肃坐”、“卑坐”等各种坐姿，真正做到是非常困难的。我们都有过席地而坐的体验，很拘谨，很疲劳，很不舒服。当然，古人后来有了床和榻，可以盘腿和斜卧，但这也是非正式的姿势，一个人在家里可以不拘小节，但如果是见人，哪怕你是皇帝，也会是影视剧中荒淫无道昏君的形象。即便是成天这样在床榻上生活，也是不舒服的，还会影响孩子的身体发育成长。过去日本人很多罗圈腿，大概也是因为长期坐在榻榻米上造成的吧？看看潘长江在电影《举起手来》中日本鬼子，他走路的样子搞笑吧？哈哈哈。
真正舒服的坐姿，还是坐在椅子上，次一点的是坐在板凳上，双脚下垂，双手可以放到桌子上，无论是读书写字，还是办公、交谈，都非常舒服，特别是可以在房间自由走动。想象一个画面：古代县太爷坐着审理案子，啪地一拍惊堂木，何等威风！再想象一个画面：《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们，按照交椅排出座次，晁盖和宋江坐的是“第一把交椅”。所以，椅子的出现，对于宋朝人实在是太重要了！
席地而坐的方式，从汉唐以后传到朝鲜和日本，他们后来还把中国的榻发展升级了，变成榻榻米。特别是日本，至今很多家庭都还睡在榻榻米上，为此，还形成了一种计量房间面积的标准，叫做畳：相当与汉语的“叠”字，一叠等于1.62平方米。你问日本人一个房间有多少平米，他们没多少概念，但你问有多少“叠”，他们就非常清楚了。
易中天先生说：“文化，是相对于自然来说的；文明，是相对于野蛮来说的。我赞同马未都先生的说法：文化可以存异，而文明一定趋同。”就拿坐姿来说，是一种文化，传到朝鲜、日本，他们至今还没改变，还主要生活在榻榻米上；而宋朝已经坐在高桌子旁、低椅子上了，证明宋文明那时已经达到世界最先进水平了。
说完宋朝坐姿的革命，再来说说宋朝的站姿。
这里说的站姿，主要是针对大臣们上朝面对皇帝的姿势。汉朝时期，皇帝与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见面交谈，是坐着的，叫做“坐而论道”；因为，那时候所有人都席地而坐，要么坐在席上，要么坐在榻上，坐在床上是私密生活，一般不会出现外见人的情形。
到了宋代，大臣上朝，是站着的，皇帝坐在龙椅上，在以宋代为背景的电视剧《清平乐》、《大宋宫词》、《梦华录》中，都是这样的场面。
来看这幅图片，是宋朝官员上朝的全身装备，非常有意思。先看他们的官帽，两个帽檐是不是特别长？有点像固定翼飞机的翅膀吧？宋朝官帽上这两片长帽檐，名叫幞头（音fú tóu），又名折上巾，官帽的长幞头里面还加了铁丝，所以又长又挺。为什么要加上这么长的幞头呢？据说是开国皇帝赵匡胤的要求，上朝时不准许官员们交头接耳。
再看他们的官服，腰间都有一条皮带，这没什么稀奇的，令人稀奇的是他们脖子上挂着的这个白色的圈，还垂着一个方块，看上去有点像旧时小孩子的项圈。其实，这个配饰它名叫“方心曲领”，不仅大臣们都要佩戴，而且皇帝也要佩戴。在电视剧《清平乐》中，王凯扮演的宋仁宗皇帝赵祯，脖子上也挂着“方心曲领”。
这个配饰也是大有讲究的。领口上的圆圈，象征天；脖子下面的方块，象征地；天圆地方，是皇权的象征。古人认为天是圆的，像一口倒扣下来的锅；地是方的，像一个方正的棋盘。在方棋盘上倒扣一个圆圆的锅，会有多余的四个边角，那是什么呢？古人理解为是东西南北四个海。天下面的地方，叫海内，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天外面的地方，叫海外，是化外之地，海外归来就叫海归。上天派他的儿子来管理天下，因此，皇帝又叫天子。所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宋朝皇帝和官员佩戴“方心曲领”，是在时刻提醒着君和臣，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和职责。
最后，我们再看宋朝大臣手里握着的这块长板子，它的名字叫笏板，是用象牙、玉石、竹木做成的手板，有点像今天的提词器或笔记本，用于会前写提案要点，会中记录皇帝讲话；也有很强的礼仪作用，比如，捧起了遮住自己的脸，不要直视皇帝。
笏，在春秋时就出现了，直到明朝还在使用，是高官厚禄的象征，具有特别的意义。在《红楼梦》中，甄士隐解《好了歌注》的第一句就说：“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笏满床”的典故，说的是唐代郭子仪，他过六十大寿时，有七个儿子八个女婿来拜寿，十五个人都是在朝廷当官的，进屋后把笏板摆满了一个床。因此，明清瓷器、家具上，有很多以笏满床为题材的画，像“五子登科”的画一样，寓意家族人丁兴旺，个个进士及第。
笏板到了清朝就不用了，趴在地上怎么看啊？再说，按照满清礼节，官员面君要左右手分别拍打马蹄袖，下跪，更没必要拿个笏板。这也说明，中华文明到了清朝已经下落到谷底了。
千万不要小看大臣站着上朝这件事，也代表着宋朝文臣的地位，远比后世的元明清三代高。我们来比较一下汉朝、宋朝和明清大臣与君王见面的情形画面，就能真切地感到宋文明的高度了。
汉代，皇帝也是席地而坐的，与三公见面，一起跪坐的“坐而论道”，无疑最好的方式，设想皇帝跪坐着，抬头仰望，大臣站着，地头俯瞰，是不是很可笑？宋朝皇帝与大臣坐在一起论道的时间也很多，如电视剧《清平乐》中，宋仁宗赵祯就常与范仲淹、韩琦、晏殊等坐着谈话。
到了宋朝，皇帝坐在龙椅上，大臣们上朝站着，君臣基本都是平视对方的，显得互相尊重，士大夫很有尊严。
而到了明朝和清朝，皇帝坐在高高的龙椅上，大臣跪在地上，那种居高临下的气势，对官员的压迫感、威慑力的极其巨大的。这种极不平等的对话，哪有什么公正、真实可言？恐惧是最好的统治方式，逼出来的不是马屁精就是奸臣。难怪马戛尔尼要见乾隆时，双方在是否下跪的问题上互不相让。可笑的是，当时的礼部还特意让英国使臣从大前门进去，沿着北京中轴线，走过十几道大门，走到午门前累到了，自然跪下。
说了这么多，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古代大臣从与皇帝坐而论道，到宋朝站着开会，再到明清的跪着磕头，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自从宋朝在广东崖山海战被蒙古人灭亡后，元明清三代中华文明在走下坡路。日本学者所说“崖山之后无中华”，有点过头；但日本明清以后越来越看不起中国这个老师，甚至鄙视，发动侵略战争是事实。
遍观中国古代，似乎只有宋朝的文明程度是最高的，本期只从坐和站的方式，浅浅地讨论了一下。后面，我们将用六十多期，继续讨论宋朝人的幸福指数。敬请关注、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