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道”文化，我们聊聊冷兵器时代遗留下来的剑，以及演变成现代体育竞技项目的剑道。我们的“日本师从中国”系列内容，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为原则；达到正本清源，确立中国文化自信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关于日本剑道的话题，多少也有点敏感，希望大家多用批判的观念看待。
1.中国剑文化源远流长
百度百科收录了一段关于剑的描述，我觉得写得非常好，抄录一些：“剑，古之圣品也，至尊至贵，人神咸崇。乃短兵之祖，近搏之器，以道艺精深，遂入玄传奇。实则因其携之轻便，佩之神采，用之迅捷，故历朝王公帝侯，文士侠客，商贾庶民，莫不以持之为荣。剑与艺，自古常纵横沙场，称霸武林，立身立国，行仁仗义，故流传至今，仍为世人喜爱，亦以其光荣历史，深植人心，斯可历传不衰。”
又说：“刚正不阿之兵，宁折不屈之刃。剑意为主，只要心有剑，万物皆为剑，若心无剑，即便神兵在手，也如草缕纸折般，不堪一击。心动剑动，心剑为引，剑势为辅，可摧山岳。。。。。。”
第一、中国铸剑历史非常悠久。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非常悠久的铸剑历史。关于中国铸剑的起源，最早有黄帝轩辕氏为“短兵之祖”的传说。唐朝阆州晋安主簿王瓘所著《广黄帝本行纪》一书上说：“帝采首山之铜铸剑，以天文古字铭之。”根据史学家推论，黄帝距今4700多年，如果传说真实，中国的铸剑历史将近五千年了！
当然，我国有历史资料可考的铸剑历史应该是在商朝，也就是公元前1600年左右，距今3700多年。这与《全球通史》第三章“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的说法基本吻合，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中国商朝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学会和掌握了中东人发明的种植小麦、冶铸青铜武器和制造马拉战车的技术。商王垄断了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那时的铜制剑一般呈柳叶形或锐三角形，通常作为戈、矛等长兵器的辅助武器。
西周接连殷商，铸剑技术基本成熟。《周礼▪考工记》详细地记载了“周官桃氏为剑”的事情，形状、尺寸、功用等都描述得很清楚。还特别指出：“剑，古器名，两刃而有脊，自背至刃，谓之腊，或谓之锷（也就是剑身）”背刃以下，与柄分隔青，谓之首（也就是剑盘）；首以下把握之处曰茎（也就是剑柄），茎端旋环曰铎。”《墨子》节用》说：“古者圣人为猛禽狡兽，暴人害民，于是教民以兵行，日带剑，为刺则入，击则断，旁击而不折，此剑之利也。”
到东周末期的春秋战国时代，我国铸剑技术日臻进步。特别是东南地区的吴国和越国，因为本地铜、铁、锡等金属矿藏丰富，并出现了合金法的冶炼铸造技术，合金剑在硬度、弹性和锋利等方面又比西周时期的剑有了长足进步。《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上说：“阖闾请干将铸作名剑二枚。干将者，吴人也，与欧冶子同师，俱能为剑。越前来献三枚，阖闾得而宝之，以故使剑将作为二枚，一曰干将，二曰莫邪。莫邪，干将之妻也。。。。。。”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小说《铸剑》，讲述了干将、莫邪铸剑的神话故事。《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说：“越王乃被（披着）唐夷之甲，带歩光之剑，杖屈卢之矛，出死士三百人为阵关下。”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耳熟能详，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中出土了一柄宝剑，剑上用鸟篆铭文刻着“越王勾践，自作用剑”。这把青铜宝剑长达55.7厘米，历经两千五百多年，出土后剑身不见锈斑，依然锋利无比，能一剑划破20多层复印纸，至今青光闪烁，寒气逼人！
再到汉代，铸剑技术达到一个高峰，剑术与剑文化也更加成熟，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故事妇孺皆知。但由于西汉时期兴起的环首刀更符合骑兵作战，剑开始逐渐退出战争舞台，直至东汉逐渐成为个人自卫武器和地位象征，文化意义远大于军事价值。《史记》中曾记载天下九大名剑：“天下之剑韩为众，一曰棠溪，二曰墨阳，三曰合伯，四曰邓师，五曰宛冯，六曰龙渊，七曰太阿，八曰莫邪，九曰干将。”由此证明，中国古代的铸剑技术多么先进！
第二、中国剑功用变化巨大。
汉代刘熙写了一本名叫《释名▪释兵》的书，书中这样理解剑的功用：“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又敛也，以其在身拱是敛在臂内也。”前面说过，剑在商朝时是配合长兵器的短武器，到春秋战国直至秦汉，都是主要的近战武器，直到西汉末年手环刀的出现更利于骑兵作战，剑的功能和价值开始从武器转向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身份的象征。剑是古代君王、贵族、将领、文人、士人、侠客、道士、甚至大家闺秀等阶层的身份象征，平民是不够资格佩剑的。战国时期的中国第一个浪漫主义大诗人屈原，他是楚国大夫，在贵族中位居天子、诸侯、大夫的第三等级，总是以身带宝剑的形象出现的；还留下《离骚》中“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的名句。秦朝末年的韩信，虽然是个破落贵族，沦落到靠河边洗衣服的大娘赏一碗饭的地步，依然带着宝剑；还因此遭到地痞流氓的挑衅，受了胯下之辱。东汉末年的曹操位高权重，挟天子以令诸侯，汉献帝破例让他佩戴宝剑、不脱鞋、很无礼地“剑履上殿” 。。。。。。
二是实际的功用。尽管剑的作战功用随着时间推移逐渐下降，但还是有很多实际功用的。比如，将军们在战场上的指挥作用，拔出宝剑高高举起号令三军，挥动宝剑指挥目标，其功用近似现代战争指挥官手中的手枪。再如，用于近卫防身，关键时刻拔剑以示态度。三国时期董卓在筵席上拔剑威胁百官，大声吼叫“汝视我之剑不利否？”袁绍好不退缩，也拔剑对峙大叫“汝剑利，吾剑未尝不利！”又如，侠客的仗剑走江湖，保镖的看家护院，完成护送任务等等。
三是剑术的展示。青铜器时代中国出现铜剑后，就开始了对士兵的击剑训练；到春秋后期，我国就出现了剑术，史料中有关剑术家的记载很多。《吴越春秋》中，记载了越王勾践为了报仇，隐藏深山请剑术高手“越女论剑”的故事。越女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杳之若日，偏如腾兔，追形逐影，光若仿佛，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越女将击剑时的呼吸、动静、内外、虚实、顺逆、攻防等关系讲解得生动透彻。
无独有偶，战国时期的道家著名人物庄子，也对剑术有其独特的见解。他在《庄子▪说剑》中写道：“赵惠文王喜剑，剑士夹门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在庄子眼中，赵惠文王一年内因为门客击剑而死伤上百人，是非常不应该的，无异于斗鸡，于国无益。于是，庄子所阐述的天子之剑、诸侯之剑、庶人之剑的理念，成为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剑道的重要理论。
四是宗教的作用。产生于东汉的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在很多影视作品中，都有道士（多为道长）带剑、用剑的情景，多半配合符咒使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在祭坛上借东风，就是手握宝剑，焚烧符咒，一边舞剑，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在香港《聊斋》题材影视剧中，道士是使用桃木剑挑起符咒捉鬼。当然，武侠小说中，以武当派为主的道教内家武术中，以柔克刚、灵活多变的剑法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五是文化的意义。剑本身的文化意义表现在很多方面，这里简单提示一下。比如，作为礼品馈赠。一把上等的宝剑在古代价值很高，往往极其珍贵，由君王或上级赏赐，受赏方会倍感荣耀，世代相传。再如，将剑作为装饰品。《隋书▪礼仪志》中记载说：“一品，玉器剑，佩山玄女。二品，金装剑，佩水苍玉。三品及开国子男，五等散（散）品名号侯虽四、五品，并银装剑，佩水苍玉，侍中已下，通直郎已上，陪位则象剑。带直剑者，入宗庙及升殿，若在仗内，皆解剑。一品及散（散）郡公，开国公侯伯，皆双佩。二品、三品及开国子男，五等散（散）品号侯，皆只佩。绶亦如之。”又如，作为祭祀、宗教、祠堂等场所。用于祭祀、宗教、祭祖、驱邪等仪式，或者用于珍藏，日本继承了中国传统，在寺庙或神社就珍藏了很多古老的宝剑。
中国剑文化内涵极丰富。
说中国剑文化内涵丰富，除了上述功能，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击剑的剑术高超，二是剑术的精神高尚。
先说中国剑术。前面我们提到过越女论剑和庄周说剑的事情，证明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剑术。到了汉代，剑术已经相当精备，成为武将、官员、文人等喜欢的活动，大文学家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人都痴迷于击剑。汉代出土的画像石中就有不少关于击剑的场面，如河南郑州出土的画像砖《击剑图》：两个头戴武冠、身穿常服的武士，都是一手持剑，一手持钩镶惊险地对刺。《汉书▪淮南王传》记载说：“闻郎中雷被巧，招与戏，被一再辞让，误中太子。”这段话记述讲了淮南王太子刘迁自恃剑术高明，听说官员雷被剑术高超，招他比剑自己却被刺受伤的故事。呵呵，那时比剑用的可是真家伙！难怪《资治通鉴》记载汉代民歌唱道：“吴王好剑客，百姓多疮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三国时期，战乱频繁，群雄争霸，击剑、舞剑的尚武之心自然成为风尚。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自叙》中说：“余又学击剑，阅师多矣，四方之法各异，唯京师为善。桓、灵（东汉桓帝、灵帝）之间，有虎贲王越善斯术，称於京师。。。。。。”曹丕说自己曾经遍访名师学习剑法，还讲述了有一次自己与刘勋、邓展两位将军喝酒到微醉，与邓展辩论什么剑法最厉害，互不服气，拿起竹竿就比划起来的事情。可见，三国时期的剑术相当高超，斗剑之风极其兴盛。
到了唐代，击剑、舞剑之风依然盛行。被毛泽东评价为“有道士气”的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就是剑术高手。他在《与韩荆州书》中写道：“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而另一位与之齐名的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则留下了长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击剑活动发展至元代时遭到毁灭性打击，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下诏各路，设立兵器制造局，凡私造私藏兵器者一概处死刑。后来还规定，凡汉人手执铁尺、手挝及有刃的刀剑。都要立即收缴，禁止民间佩刀剑。于是击剑、舞剑的活动骤然消失于民间，自此击剑活动也日益衰落下来，再不复之前的盛况。
再到宋朝，虽然重文轻武，主张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开国皇帝宋太宗赵匡胤本人却是武将出身。明代人唐顺之写的《武编》一书中，记载：（宋太宗）“选诸军勇士数百人，教以舞剑，皆能掷剑空中，跃其身左右承之，绝妙无比。。。。。。”想象一下，几百人一起舞剑，将剑抛向空中，翻更斗跳起来接住的场景，跟现代集体武术表演一样精湛又壮观！而《宋史▪列传之九》中，记载了北宋开国名将王彦升剑术高超，称他“性残忍多力，善击剑”，号其为“王剑儿”。
最后到明清时代，击剑不再是杀人的武器，习剑也成为了健身的体育活动，清代王树榖就曾绘《学剑图》就生动地展现了这一变化，在图中有一老人、童子凝神观看学剑者，该学剑者一手持剑，一手持剑鞘，神情专注似乎达到了人剑合一的境界，给观者一种平淡悠远之感。中国剑术出现了多种流派，有了劈、砍、崩、撩、格、洗、截、刺、搅、压、挂、扫等剑法招式。《阵纪》的作者何良臣说：“卞庄子之纷绞法，王聚之起落法，刘先生之愿应法，马明王之闪电法，马起之出手法。”可见，明清剑法的特点是刚柔相济、吞吐自如，飘洒轻快，矫健优美，正如拳谚所形容的“剑似飞凤”，由此可知其妙。
再说剑术精神。中国古人认为剑是君子之器，中国剑道内外形神兼备，历代文人雅士都以修习剑道为荣。“十年磨一剑”，既是指制造名剑的艰辛过程，也是指持剑人的剑术训练，更是指精神修养。儒、释、道三家思想融化在剑文化中，只有谦谦君子、正义化身才有资格用剑，也才能真正理解剑的精神实质和哲学内涵。真正的剑术高手，喜欢秉持以柔克刚、无过无不及、立于不败之地而后求胜、后发制人等思想理念。剑在鞘中，安静得近乎不存在；而一旦亮剑，则呼啸杀气，十步屠戮。剑，蕴含着中国“藏”与“显”，“进”与“退”，“让”与“争”等哲学。
总之，所谓剑客的君子风度，是相对于那些手持大刀、板斧，乱砍乱杀的匪徒莽夫而言的。在尚武的社会里，剑是君子武备，既然佩了剑，那么为了防身自卫、比武争胜就需要学习击剑的技艺。剑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凝聚着正德、正身、正义的民族气节。
2.剑道文化源自中国
剑道虽然当代盛行于日本，但它最初的源头在中国。作为中国的学生，日本几乎学走了所有优秀文化，剑道文化自然也不例外。那么，日本剑道与中国都有哪些关系呢？我们扼要盘点一下。
第一，“剑道”一词本身就出自中国。“剑道”，最早出现在《吴越春秋》这本书；后来，《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中，有《剑道》、《剑理》三十八篇。可见，剑道跟茶道、棋道、花道等日本道文化不同，并非日本人的发明新词，而是中国自古就有了的老词。
第二，日本的铸剑技术来自中国。 《全球通史》认为，3500多年，前青铜冶炼铸造技术从中东逐渐东传到中国商朝，再由中国传播到中国的属国朝鲜，然后由朝鲜传到更东端的日本。日本与中国的交流历史长达两千多年，早在公元前一百年，东汉光武帝刘秀，就赐予日本“倭五王金印”，以示册封。两汉时期，中日即有兵器及冶炼铸造技术的交流往来。从中国学到先进的冶铁和兵器锻造技术后，日本人经过近一千年的实践，制作刀剑的技术飞跃发展，到了宋代，日本刀剑的质量已经超过中国的刀剑。蒙古人曾经发动对日战争，结果在对马海峡遭到惨败，究其原因很多，如乘船过海遇到大风浪，士兵多为汉人和朝鲜人等不愿卖命等，但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日本的刀剑极其锋利。关于日本学习中国铸剑这个话题，我们会在后面专题讲述。
第三日本的击剑剑术来自中国。
中国一脉相承的双手刀法经过日本官方派出遣隋使河遣唐使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官方往来，以及朝鲜半岛以及和大陆沿海周边地区和日本群岛的民间交流，于隋唐时流传到了日本，传至日本的刀法经过长年战争岁月不断演变，在日趋稳定的日本江户时期，模仿日本盔甲的样式，制作了剑道护具与竹剑的基本形制，确立了日后体育剑道的雏形。《日本八道》一书的作者王文斌在剑道一章中说：“日本大化革新”（公元645年），时期，中国的剑法传入日本，并很快压倒了日本古代的刀法，但在平安（公元794年以后约400年间）中期以后，他们又消化式地摆脱了中国式剑法，并且重新奠定和发走了日本特有的刀法。
第四，日本的剑道内涵来自中国。
《日本文化史》(日本外务省编印，1987年版)记述了禅宗和武士文化。写道：“在南北朝内战之后，武士阶级的权力大力加强，对主要是贵族的文化开始有革新，作出自己的贡献。武士文化在室町时代(1333—1573)达到了顶点。”又写道：“禅宗与佛教其他宗派不同之处，在它强调个人的修炼和守律。禅宗僧人和禅宗教义一起从中国带回日本的宋代和元代的艺术，与崇拜比，更注重悟。禅宗这样的新特性很容易为武士文化所采纳。”有关日本剑道的精神内涵、与中国剑道的异同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详细解说。
3.日本剑道文化的产生、发展与现状
根据百度百科解释，所谓日本剑道（剣道）（けんどう）（kendo），一般情况下专指现代剑道，又称体育剑道。是近代为了适应社会发展而改造过的武术、体育类竞技；而剑术，是剑道的前身。剑术和剑道的主要区别在于练习时使用的器械，剑道通常使用竹刀（しない），剑术通常使用木刀，其目的都是为了安全起见，刀一般不会开刃。
日本古代的剑，与中国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日本剑一般解释为“诸刃之大刀”，即中国的所谓“双锋宝剑”。但以后，逐渐演变成“太刀”，即不带长柄的“大刀”的意思，在中国普遍称为“单刀”。这种日本大刀与中国单刀的不同之处是：刀身细而长，刀背较厚，重量较大，一般为双手使用，而中国的剑一般都是单手使用。
《日本八道》的作者王文斌先生对剑道的定义是：“所谓剑道，实际上指的是使用日本刀的刀法，也称作剑术、击刀等。不过，这种刀术还应该包括某种精神上的修养。在今天，剑道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已经完全从‘武士’和‘军国主义军官’的手中解放除了，并因此成了人民大众的‘体育运动项目’，而人们学习它的目的，也完全从‘杀伤敌人’，变为‘锻炼身体、提高精神修养’了。”
在上一期谈日本弓道时我们说过，日本古代长期被幕府军阀所控制，武士阶层的地位极高，形成了尚武、好勇斗狠的风气。因此刀剑。在古代日本被视为武士的灵魂与精神象征，日本武士必须常年佩刀，剑术是必须熟练掌握并且时代相传的武艺。
剑术在古代又称为剑法、击剑、平法、兵法、小兵法、刀法、太刀打等。剑道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本大化革新（公元645年）时期，中国剑法的传入，到平安时期逐渐消化和摆脱中国式剑法，形成日本特有的刀法；到镰仓幕府（公元1185---1333）时期和室町时代（公元1392---1573年）代，日本幕府实施尚武政策，武士阶层为了高官厚禄，苦练刀法，并将其组织化、系统化、程式化，并形成了“神道流”、“影流”和“中条流”三个主要刀法流派；到江户时代，被称为“兵法”的剑道基本成熟，各种流派发展到两百多家，当时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德川幕府，任命“新阴流”剑士流生但吗守宗矩为“师范”（即刀法总教头），各地大名（诸侯）也任命了自己的刀法教头“指南番”；正是这一时期（1758---1764年），“一刀流”的中西忠藏发明了类似现代“剑道”使用的防护用品，即“竹刀”、“护面”（面）、“护胸”（胴）、“护腕”（小手）、“护裆”（垂）等，对剑道训练和比赛产生了巨大影响。
明治维新后废除了武士制度，禁止武士佩刀，剑道只能在私人开设的“道场”教训与比赛。后来，日本警视厅为了训练警察，将剑道作为警察的必修课；到1895年，在东京成立了“大日本武德会”，制定了剑道比赛规则，并将剑道列为中学体育课程。因此明治维新中期到二战之前，成为日本剑道发展的一个高峰。其副作用也非常凸显，就是为日本军国主义训练士兵，要求在刀法、体力和精神层面全面提高，为发动侵略战争做准备。
二战后，美国占领军认为剑道是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禁止剑道训练和比赛，并下令解散了“大日本武德会”。直到1950年，剑道经过改头换面，以成立“全日本竹刀竞技联盟”的形式恢复活动；1952年，与美国缔结“对日和约”后，成立了“全日本剑道联盟”，现代剑道才作为一般社会体育项目恢复。
现代剑道，正式比赛通常在室内进行，因选手赤足对场地木地板的质量有较高要求。选手一对一进行比赛，双方均穿剑道服，戴护具，持竹剑，按规则相互击打有效部位，由裁判计点数判胜负。亦可举行团体比赛，由选手数相等的团体双方分别一对一决出胜负后计算总分。
从技法来说， 剑道技术主要是双手握剑劈刺。防守技术是挑刀、躲闪、格挡。身法、步法主要是二人相对正面攻防，所以身法和步法移动幅度都不大。进攻多举剑(刀)过顶(头顶)，以加大打击力量。上述介绍可以看出，日本剑道的发展、技术风格和文化传统与中国剑术是完全不同的。
剑道在日本有很高的地位，与柔道一起被尊为国技，国民以具有高超的剑道水平为荣。因其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格斗制胜是剑道发展的宗旨。同时，学练剑道可以锻炼身体，获得自卫防身本领，培养勇敢顽强的意志和对日本传统文化的理解。当今，日本的大、中学把剑道列为必修课程。
4、日本剑道的精神内涵与中国剑道的异同
《日本八道》的作者王文斌说：剑道有其特殊的精神内涵，从古至今，有许多剑师甚至包括一些政治领袖和文人墨客，对剑道的所谓内在的“心”，即剑道的精神都做过大量的研究和说明。
（1）勇敢尚武心的存在。
日本人从古时起就非常推崇勇敢之气，他们认为勇敢而又武艺高强的人，是世界上最手尊敬的人。日本人之所以这样认为，则是受了中国古时候的社会推崇的传统思想的影响，那就是大凡统治者世界的王者皇帝，在过去无一例外地都是靠着手里的利刀快刃和一身好武艺取得天下的。因此，勇敢尚武心便构成了剑道精神的第一要素，这也是经典精神一贯的主旋。
（2）修炼心的存在。
江户时代的日本，由于整顿了封建制度，确立了一套完整的阶级制度，所以原来可以佩刀的老百姓变得不得在佩刀了，于是，武士便成立味业可以佩刀习剑的阶层，而剑道自然也就成了武士独占的武艺，走向特殊的发展到了。在这种情况想，谁会剑术刀法，谁就显得高人一等。而为了在武士中取得名流或高人一等的资格，不少剑士刀人便努力研修起了关于刀剑的学问。于是，修炼剑法便成了剑道中的主要内容。这样一来，剑道的学习和研究便成了某种精神上的修养。而后来的一些有文化的武士，又将剑道与道德修养酿造于受到儒教和佛教的影响融合在了一块，于是，剑道的特殊的修炼心便产生了。正由于剑道中融入了这种复杂的内容，所以研习有关剑道的修炼变成了武士们刻意追求的东西。
“舍命习仁义，剑中求真理。善恶唯在刃，终传后继人。”------这是当代剑师山本弘江写的汉文诗。尽管日本剑道像其他很多军事项目一样，变成了体育竞技项目，也尽管很多日本习练剑道的人尊崇中国传入的君子思想，追求佛教禅宗的境界，但中日两国武士对剑道的理解和精神内涵还是存在巨大差异的。
首先，练习剑法的目的不同。日本人自古好战，具有极强的胜负心和成就感，自古以来学习剑道的初心就是为了砍人，以超强的武艺获得幕府将军、大名的青睐和武士的敬畏，攫取社会地位。日本武士以杀人为荣，不会因为伤害对手生命而有负累感和同情怜悯之心，因而日本剑术比拼中包含“居合斩”这样无耻的偷袭行为。
反观我们中国武术，虽然也是战斗之法，也讲究实战和胜负，但更加重视武德修养，更尊重对手，尊重生命，只有为了道义在不得不亮剑时，往往达到制服的目的即可。古代比武，特别重视点到为止，恶意伤人是为江湖、武林人士所不耻的。而同样是比武，日本剑道志在必胜、必死，全力决斗，有我无敌，不拼个两败俱伤绝不罢休；即便强攻不下，也要困兽犹斗。一旦败于日本武士的剑下，如果没死，则认为是学艺不精，是自己的耻辱，应该切腹。
其次，剑法的技术风格不同。
中国古代剑术当然也要以克敌制胜为前提，但更注重文化内涵，注重表演性和艺术性，形成了很多种流派，美学的意味甚至大于武术的意味。中国人更欣赏套路变化多端，潇洒飘逸，闲云野鹤，气定神闲，高深莫测等剑术。
而日本剑道是实用型的技术，招法简单，朴实无华；动作规范，杀法凶狠，容易上手，训练几天就能基本掌握。要提高剑道格斗水平，全靠实战训练，积累经验教训；而取胜，则全靠必胜、必死的心理素质，加上凶狠的招法、强大的力量和迅疾的速度。当然，日本剑法也存在单调、古板、严格固守程式，变化不足等弱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开始在白刃战时很吃亏，后来发现小鬼子肉搏时必须先把军刀举国头顶，中国的大刀队就巧妙地利用他们举刀过头的瞬间，直接发起攻击，砍断他们的脖子！
第三，剑道精神的内核不同。
由于宗教信仰或内心信念不同，中国没有不会产生日本的武士文化。按照易中天先生的说法，中国人是泛信仰，泛信仰等于无信仰。也就是儒、释、道、祖先、财神、妈祖、自然等什么都信，遇到寺庙就烧香跪拜，除了一些功利性的祈求，主要是内心的安慰。中国人自从西周开始取消了殷商的鬼神崇拜，而改成圣人崇拜，其本质是道德崇拜。也就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表现在礼乐制度的形式。因此，并没有深入骨髓的真正的敬畏之心。反应出来的是信则灵，不灵则不信；还有对待神灵的矛盾心理。比如，既害怕阎王爷，又嘲笑阎王爷；既祈求龙王爷降雨，又咒骂龙王爷发洪水。
而日本人认为天皇是天照大神，忠于天皇为其献身很光荣。他们对待宗教和道德的信仰，远比中国人更加虔诚、执着、忠诚，有一种不达最高境界誓不罢休的韧劲，及不顾伤害他人，也不顾伤害自己直到以死谢罪。日本人对于信仰的最大特点，是以“和魂汉才”为原则，将从中国传入的儒家的仁义道德，道家的绝对真理，禅宗的修养境界，与本土的神道教结合起来，杂合一起，形成了一种为达到目的，追求极致的拼命精神和献祭精神，
经过甲午海战和侵华战争，中国人民遭受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酷屠杀，历史教训十分惨痛，即便过去近八十年，军国主义依然阴魂难散，必须时刻警惕他们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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