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号，是一种古代的纪年方式，世界上曾经有中国、越南、朝鲜、日本等四个国家使用这种方式纪年。我国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还在使用，叫做“民国几年”，1949年就是“民国48年”，因为1912年被定为民国元年，那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现在，包括中国在内，其他三个国家已经不用了年号纪年了。但号称“万世一系”的日本天皇，依然在使用年号纪年。（台北政权继续使用中华民国年号纪年，但只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省份。）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一方面，说明日本师从中国将年号变成本民族的独特文化；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将中国古代文化一直完整地保留下来，尽管其精神内涵大不相同。
年号最早源于中国汉代，起始于汉武帝“获麟之事”。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前往雍县祭祀，在返回途中狩猎时，捕获一只毛色纯白、头顶有一只角的“怪兽”。询问来历时，群臣猜想这可能是麒麟，于是，作了《白麟之歌》记述。由于“天降祥瑞”，这一年便被定为“元狩元年”。当然，在历史上记载在此之前也有建元、元光、元朔等年号，但那是倒推上去的。在此之前，古代一直使用帝王或诸侯在位时间来纪年。
中华文明有5000年的历史，最早起源于夏朝，但因为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学术史上存在很多争议。有史籍可查的历史年代记载，一般认为从《春秋左传》记载的公元前722年开始的。当然，司马迁将公元前841年推定为共和元年，因这一年是周厉王在公元前842年国人暴动后逃走（出奔），由召穆公、周定公共同主持朝政。由于这段历史太重要，分别在鲁真公十五年，齐武公十年，靖靖侯十八年，秦赢仲四年，楚熊勇七年，宋釐公十八年。。。。。。等十个诸侯国史书中都有记载。
司马迁根据各种史料研究，考定出了《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就始于前841年，被公认为中国历史准确的时间，这之后所有的历史事件和年表都非常清楚，且没有中断，成为“信史”。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公元纪年，这是从西方基督教传说中耶稣基督诞辰的年份；古代中国用的是干支纪年法，就是甲子、乙丑、丙寅等等，60年一循环，应该开始于东汉。
尽管司马迁研究、推算、考订出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但古代由于纪年方式都是以帝王、诸侯在位时间计算的，非常不准确，后代很难弄清楚。如周代出土的鼎中常有年份记载，《膳夫克盨》有铭文：“唯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康穆宫。”仅凭此，无法断定是哪一位王，这一年具体是指哪一年，有了年号之后自然也就清楚多了。
因此，有了年号以后，就有了一把尺子，可以准确地记载年代时间。“年号”是特别具有传统迷信思想的，在中国古代被认为天子也能统治时间，并且，每个统治者登基上位后，都会诏令出一个年号，既宣誓自己的“君权受命于天”的统治合法性，也希望国家开辟新的纪元，往往还会大赦天下以示恩德。
当然，古代一些皇帝，也会因为统治时有丰功伟绩或祥瑞出现；或者，因国事不顺利，出现各种战争、动乱、瘟疫、旱涝等灾难而改变年号，称为“改元”。古代改元最多的皇帝是东汉汉桓帝刘志，在位期间七次改元。就像现在一些演员希望用改名换好运一样，有改名后大红大紫的，如舒淇本名林立慧，王菲本名王靖雯；也有改名后反而被人遗忘的，比如喜剧小品演员鄂博，但被周星驰相中主演《新喜剧之王》后，不仅电影成了烂片，而且，以前小有名气的鄂博也从观众视线中消失了！
有点跑题了，我们回到日本天皇年号的话题。前面说过，日本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年号纪年的国家。那么，日本是从什么时代开始使用天皇年号的呢？日本的年号又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呢？本文给您一一盘点。
据史书记载，盛唐时期，日本多次向中国派出遣唐使和留学生，奈良时代曾向中国派遣了多达十几批的遣唐使和众多留学生，当中著名者如阿倍仲麻吕还曾中过进士；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先进文化，还把唐朝先进制度引进到日本，年号也随之引入到日本。
公元645年，孝德天皇掌权开始学习唐朝律令制度推行改革，同时仿照中国皇帝的年号传统，定这一年为“大化元年”，这就是日本年号的开端，而那次改革则是著名的“大化改新”。孝德天皇使用的“大化”年号，源自《尚书》中“肆予大化诱我友邦君”和《汉书》中“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无一人之狱矣”两部中国典籍。
日本年号不仅仅是出自典籍的纪年符号那么简单，当中还包含着选择者的理想，这点当然也是跟中国学的。如孝德天皇的“大化”，意为“伟大的教化”。这点体现了他们学习中华文明，教化日本民众的愿望，也符合统治者推动革新的理想。而明仁天皇的“平成”，取的是“内外、天地能够和平”的意思。尽管后来日本政府不总是那么安分，但天皇一家总归还算是比较低调的。
据东方IC 资料显示，日本从公元七世纪中叶首次使用“大化”年号开始，再到2019年的“令和”，总共使用量248个年号。前面到平成的247个年号，无不来自中国古代典籍。日本年号选择，一般会遵从以下几个特点：由两个汉字组成、易于读写、之前未曾使用过的、非一般民众使用的，且符合国民理想美好寓意。
从公元645年“大化”年号开始，到上一任天皇明仁的“平成”，1300多年来日本共出现247个年号（日本“南北朝时期”有两个年号相同，所以不重复的有247个）。日本年号既是起源自中国，自然也与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事实上，日本年号确实大都取自于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它们源自约106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其中最多的是《尚书》，达到37次；其次是《周易》，为27次；第三是《诗经》为15次。此外，《礼记》、《孝经》和《周礼》等典籍中也多有产出日本年号。
古代日本的年号，并不是一开始就实现制度化的，中间出现过很多意外。在孝明天皇的子孙们中，第37代齐明、第38代天智和第39代弘文等天皇就都没有年号。之后的时期内有的是“一世一元”，也有像中国古代皇帝那样“一世数元”，在日本南北朝时期还有过“二元并行”，即两个年号并存的时期。
一个皇帝多个年号，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很多皇帝在遇到一些“祥瑞”或重大事件时就会改元。比如，公元前116年，有人在汾阳掘得一个大鼎献给汉武帝，汉武帝认为是祥瑞，便改元“元鼎”；到了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封禅泰山，认为完成了千古伟业，值得大大的纪年，又改元“元封”。到了唐代，高宗等皇帝也多次改元。
古代日本在遇到“祥瑞”或“灾祸”时，也会改元，这是从中国皇帝那里照样学样的！比如，大化6年（660年）有人进献给孝德天皇一只白色野鸡，由于认定是祥瑞便改元“白雉”。日本史上第五位女天皇元正天皇时（715年），有人进献一只尾巴长毛的乌龟，被认定为祥瑞，于是改元“灵龟”。总之祥瑞要改元，灾祸也要改元；天象有变要改元，地理发现还要改元。
直到明治维新之前，日本这种“一世数元”现象始终存在，改元最多的是孝明天皇，他一共有6个年号。到了他的儿子明治天皇开始，就只有一个年号，将原来频繁改元，变成了“一世一元”。这是因为明治维新运动后，日本文化受西方影响也越来越大，逐渐开始了“脱亚入欧”国家战略，科学思想影响下对所谓祥瑞、灾难的认识越来越客观，不再迷信改元就能带来好运。
当然，在年号方面，至少是美好寓意上，日本仍然深受中国传统典籍的影响。明治之后无论是大正、昭和，还是上一任天皇明仁在位时的平成年号，它们无不出自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直到2019年，德仁天皇登基后，新的年号“令和”，才是来自日本古典《万叶集》。共同社指出，日本的年号中能确认出处的都取自中国古典，但此次在作为首相安倍晋三支持基础的保守派等人士之间，对于日本古典首次入选的期待高涨。
《万叶集》，是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在挑选日本最新的天皇德仁年号时，中日本政府更加倾向使用自家典籍，从《万叶集》第五卷《梅花歌卅二首并序》：“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熏珮后之香”。寓意：“人们的美丽心灵相互靠近之中，文化诞生并成长”。
不过，这首诗却是化用了东汉张衡《归田赋》：“仲春令月，时和气清”，终究还是无法抹去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痕迹。。。。。。
年号，是国家的象征，自然需要慎重选择。那么，从古至今，日本年号是怎样选择决定的呢？
先说古代。过去日本天皇在选择年号时，首先要由公卿大臣推荐中国传统典籍，然后从中选择年号，并连同出处和寓意一起上报，供天皇选择。这些公卿人数少则1人，多则7人。在反复琢磨与推敲后，还会再提出若干备选年号，以便在更大范围内讨论年号的文字、音韵和寓意等。
日本天皇年号除了多来源于中国古代典籍，一些年号甚至直接照搬中国年号。由于中国长期领先于日本，特别是在唐代，日本积极向唐朝学习，包括一些唐代帝王的年号。如唐太宗的年号是“贞观”,日本清和天皇也把自己的年号定为“贞观”；唐德宗的年号是“贞元”，日本圆融天皇也把自己的年号定为“贞元”。
日本古典的研究者介绍称：“日本古典中也有许多由‘汉文’（古汉语）写成的作品，究其根源都来自中国古典。越是有格调的语言这样的倾向越强。”例如，奈良时代编纂的日本最古老的汉诗集《怀风藻》被认为有许多出自中国古典诗文集《文选》。用汉文书写的《古今和歌集》序文“真名序”中也有很多引用自《文选》及中国最古老的诗集《诗经》。
《朝日新闻》曾经指出：一方面，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万叶集》中有名的万叶假名虽然是汉字，但仅是作为用来表示日语发音的表音文字，其汉字本身并无任何意义。这不符合政府要求年号中必须包含两个有意义的汉字这一要求。另一方面，即使是从日本古典中选取名句，但归根结底这些名句大多还是最初来自于中国古典。
再说现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投降后，日本在美国主导下颁行了全新的宪法，保留的国家象征天皇，他是天照大神的后代，也是统一日本民族的精神支柱，也保留了新天皇登基后颁布新年号的制度。因为战后日本天皇不再掌握实权，成为了单纯的国家象征，选年号归日本政府管。
日本专门为决定年号立法，于1979年制定了《年号法》，规定年号由日本政府统一决定；并规定“仅限发生皇位继承的情况下将改元”，若天皇退位，年号也将变更。具体操作流程是：新年号的选择需日本首相钦点数名中国史、中国古典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的专家，提出2—5个候选方案；之后在经过参众两院的讨论后，由内阁作出决定。
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驾崩后，日本政府第一次根据《年号法》举行了由专家组成的“年号相关恳谈会”，并最终在临时内阁会议上决定新年号为“平成”。
平成是依据《年号法》由内阁决定的首个年号。根据由两个汉字组成、便于读写且过去从未用过等标准由专家提议，经众参两院议长等人的意见征询后，在昭和天皇逝世当天由内阁会议决定。记载中国上古时代传说中五位明君的《史记･五帝本纪》中写有“内平外成”，《尚书》中写有“地平天成”。过去的年号也多出自中国古代典籍等。年号多出自中国古典典籍，“平成”年号出自《史记》和《尚书》。
有趣的是，当年日本新的平成天皇还访问过中国。1992年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10月23日到28日，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对中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日两国交往史上日本天皇首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访问中国。
西安是明仁天皇访华的一站。当时，明仁天皇想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看一看自己年号的出处。博物馆安排了几位眼神好、心思细的工作人员贴着碑石仔细查看，终于在65万余字中找到了“地平天成”4个字。当明仁天皇看到自己的年号出处时说：“西安碑林在日本颇有名气，许多日本人都知道。今天能亲眼见到，真是太好了！”
再说一个有趣的事情。在日本年号选择过程中，有一个原则叫“见光死”，也就是只要在正式宣告之前被选定的年号曝光了，就必须重新选择确定。1926年大正天皇驾崩，日本政府尚未公布新年号时，日本媒体就已经通过特殊渠道获悉了皇室选定的新年号，并登报公之于众，最后不得不临时更改选定的年号，这次事故被称为“光文事件”。
更改年号，属于国体、政体的大事，对于日本来说是非常重要，影响到很多方面！2019年4月1日，是日本国内的一件大事——新年号“令和”公布。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对日本民众生活的影响，不亚于1个月后的新天皇登基。
特别是科技部门更是“如临大敌”。因为新年号一旦施行，日本需面对皇历与公历之间进行切换、软件系统中的年号更新问题，而新年号的代码和字体都必须重新创造。不仅如此，“年号”关系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金钱。日本纳税及银行存取记录采用的也都是年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