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安宣邦先生是日本著名的思想史研究专家，他关于日本近现代思想史的颠覆性研究及现代性批判，影响遍及日本和日本之外的东亚其他地区。《汉字论》秉承作者一贯的批判立场，从日本人的意识深层来思考日语中的汉字这一他者对于日本文化的意义。对于日本人来说，汉字既不是排他的、产生自我之异端性的他者，也不是接受者自身语言认识必须承受的、作为外伤之异质性的他者。汉字和汉语，其实是日文、日语得以成立和发展的“不可回避的他者”，是使日语可以不断向外部拓展的一个语言契机。
*文章节选自《汉字论：不可回避的他者》（[日]子安宣邦 著 顾春 译 三联书店2021-10）“代后记 汉字论的视角”。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汉字论的视角（节选）
一
……本居宣长的《〈古事记〉传》是让我意识到以汉字为视角思考日语问题重要性的另一个契机，但我也并非一开始便认识到了这一点。众所周知 ，《古事记》文本是由汉字、汉文书写而成的。一般推测，这里的汉文表记以变体汉文，即训读成日语风格的汉文为前提写成。宣长试图按照编纂者太安万侣当时对《古事记》文本的汉字、汉文表记，尽力忠实地再现古语的意图，用古语“和语”的文章对《古事记》本文作训。于是，《〈古事记〉传》成为一部为证明可以使用古语“和语”对《古事记》的汉文文本加以训读而提供根据、方法及证据，继而逐词注释的结构严密、体量庞大的著作。由于《〈古事记〉传》颇具权威，宣长的注释学本身也被赞誉为旁人难以比拟的学术成就，逐渐走向神圣化。
《〈古事记〉传》被神圣化的同时，努力要从《古事记》文本中读出古语“和语”的注释者们的姿态及其学术程序也被神圣化了。为此，从《古事记》的汉字、汉文文献中到底能否训读出日语的古语“和语”，这一本质的问题变成了一个难以言明的问题。可以说，龟井孝虽然很早便提出“古事记”是否可读这一本质问题，但是，包括我本人，几乎所有本居宣长的研究者都不假思索地盛赞“古言 =事”为忠实的注释者及其注释工作的硕果。这也意味着我们不曾对从《古事记》汉字、汉文文本训读出古语“和语”产生任何本质性的质疑。同时，这大概也意味着我们从未意识到《古事记》文本由汉字、汉文构成的重要性吧。在上一段起始处之所以对“…《古事记》由汉字、汉文书写而成”是“众所周知的”标注了加重符号，我就是想提醒各位，即便这个由汉字、汉文构成的事实被大家公认，也未必意味着它的重要性被察觉。
《古事记》
本居宣长认为自己的注释是“古训《古事记》”的正统，并将《古事记》文本的训注公之于世，而我之所以对该训注产生怀疑，主要是通过我称为“言说论回转”的思想史方法论的转换。或许应该说，我在思想史方法上的转换与我对宣长关于《〈古事记〉传》读法的认识的转换是同步的。“日语”或“和语”等具有统一性的语言概念本身就是理论上的构成要素，当我抱持这种观点的时候，宣长对《古事记》的注释工作本身也就成为一种创建古“和语”的工作。于是，自然便会产生对宣长从《古事记》汉字、汉文文本训读出“和语”这种注释学工作本身的追问。从汉字、汉文的文本中何以能够训读出“和语”？若可以，应该如何认识汉字、汉文的文本呢？
就我对《〈古事记〉传》的疑问与重读，大家可以参阅《本居宣长》（岩波现代文库）或本书的第二章。这里，我只想再次强调通过这一疑问所厘清的宣长的汉字观。因为正是这一汉字观决定了后世日本人对汉字的看法。
二
本居宣长用古“和语”对《古事记》文本进行训读，首先要假定汉字、汉文文本背后存在古“和语”构成的口诵传承。宣长等人认为不仅《古事记》这样的变体汉文体的表记法中记录着古语，而且保留口诵形式的“祝词”“宣命”也被文本化了。那么，如何从汉字、汉文的文本中训读出隐藏在它背后的口诵的古“和语”呢？
本居宣长将《古事记》卷首第一句“天地初发之时”训读为“あめつちのはじめのとき”。但据说最初宣长坚信“天地”应与古言“あめくに”对应，因为遵循其师贺茂真渊的万叶古歌之训，才将之订正为“あめつち”。将“天地”训读为“あめつち”的程序是这样的。首先的问题是古语“あめつち”的意思。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あめつち”这个词指代什么，而是说“あめつち”这个词本来应该表示什么意思。让我们回到《〈古事记〉传》卷三的卷首来考察宣长对“天地”的注释。
天地乃阿米都知之汉字，天即阿米。阿米之名其义不甚了了。本来诸言释其本义云甚难解之词，若勉强解之，必为僻说。（“天地”乃“あめつち”之汉字。故“天”为“あめ”。然“あめ”之义尚不得解。本来诸种语言解其原本意义甚难，强求必出曲解。）
这段注释文堪称奇妙。它称汉字书写的“天地”应训读为“あめつち”。此时，“天地”为“あめつち”的汉字，于是，“天地”就成为为书写古语“あめつち”而存在的汉字。这段言辞不免显示出某种执拗。“天”是“あめ”的汉字表记。于是，古语“あめ”被“天”这个汉字所书写，但是，为何古语是“あめ”呢？本居宣长称自己也不太清楚“あめ”原本的意思。
本居宣长这句“阿米之名其义不甚了了”向世人展现了作为注释学者对臆测的克制及严谨精密的态度。然而，这句注解何尝不是一种为了排除汉字“天”对“あめ”的意义的解释性入侵的策略呢？“天地”是为书写古语“あめつち”而使用的汉字，这种偏执似乎在试图遮断必须使用汉语“天地”把握古语“あめつち”之意的过程，即规避汉字在解释上发挥的作用。如果必须使用汉字“天”解释古语“あめ”的意思，那么，“あめ”是什么呢？宣长说他还想不明白“あめ”的意思。排除了汉字“天”，“あめ”的意思便随之成为空白。我似乎想象不出比“奇妙”更恰当的词来评价这个注释了。在“かみ”一词上同样也发生了类似的意义空白。排除汉字“神”之后，“かみ”也变得语义未详。不过这里清晰地体现出一种汉字观，即汉字只被当作古“和语”的表记手段，仅仅被日本作为一种表记手段所吸收。汉字是借来一用的，在借方这里，早有超凡脱俗存立于世的“和语”。宣长注释文的奇妙之处便在于在排除汉字的同时，在排除的空白中创造性地推出了“和语”。
本居宣长画像
太安万侣在卷首写下“天地初发之时”的时候，大概已经认识到自己已自思想深处接受了汉语的“天地”以及中国关于天地的宇宙论，不然也不会产生神话宇宙论或宇宙生成论的叙事了。汉语“天地”之所以在古代日本的语言表记中存在，原因即在于此。所以，汉字“天地”不仅是古代日本“あめつち”的一种表记方式。然而，本居宣长却试图通过视汉字为古语“天地”的表记手段，即借字（假字、假名），将汉字、汉语的世界观从神话的表记体系中整体清除。对宣长而言，作为古学的方法和思想前提而得到强调的“汉意”批判，实际是出自从古记录文本中排除汉字、汉语的世界观。汉字作为“异国”之文字，不能在“和语”的意义体系中留下投影，因为汉字对“和语”而言，是一位来自异乡的异质者。
三
本居宣长的《〈古事记〉传》给后世的汉字观以决定性影响的，便是视汉字为借物的观念。将汉字视为借物，是以语言的自我认同为前提的。在这种认识面前，汉字是完全的异质者。日语（国语）是独立的、自成一体的语言，明确持有这种日语（国语）观的现代国语学学者们因此强烈地支持上述汉字观。何况，现代日本的国语学学者已在比较语言学层面上确认中文与日语属于不同的语言，对他们而言，汉字的语言异质性已然成为其国语意识的前提。
如本书第一章所述，山田孝雄这位著名的国语学学者第一次系统地将研究的目光投向国语中的汉语。众所周知，他亲自将自己划定在国学学者的谱系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因此就应将他视为身处现代国语学学者之外。不论在面对一国之语言——国语表现出的满腔热忱，还是在构建日本语法理论的现代语言学的方法上，山田都居于日本现代国语学学者的正统位置。山田这样阐述自己关于汉语研究的意义与目的，“了解国语中导入汉语以及汉语的国语化、汉语对国语的影响，同时吾人还应对此进行反向思考，了解汉语未能侵入国语的势力范围，以此确认哪里是国语生命的归宿，再通过以上的种种研究，间接确认国语的本质”。在山田的国语意识里，汉语是来自外部的侵入者。汉语必须被视为外来者，即外来语。山田曾说：“毋庸多论，汉语与外来语无异，不应将之当作纯粹的国语来看待。”将汉语视为外来语这一点，已使山田在自己一方设置不含有一丝异质性的“纯粹的国语”的论调变得异常清晰了。为了使之更加明确，山田继而说道：“外来语的称谓，必然反映出这样一种观念，即本国语言已然存在，只是在其中混入来自外国的语言。”
《日本书纪》
将汉字、汉语视为外来者，等于在自己一方预设作为接受者的固有语言的存在。并且，在将外来者视为异质者时，在自己一方构建的便是语言的纯粹的自我同一性。虽然我称本居宣长的《〈古事记〉传》试图整体排除汉字带来的影响，这是这一注释的奇特之处，但不得不承认，由于外来性，汉字、汉语被作为异质者排除在国语之外，持有同种观点的国语学学者们构建的“纯粹的国语”的概念亦堪称奇特。但并非只有国学的现代继承者山田孝雄持有“纯粹的国语”的概念。“对我们日本人来讲，日语是诞生在其中，又在其中成熟演化的语言，它构成了我们的意识形态。”这种具有朴素的语言意识形态的日语，同国语拥有共通的概念。主张这一朴素的语言意识形态的是当代国语学学者，所以在他们编纂的通用《国语学概论》（前引白藤礼幸、杉浦克己编著版本）中自然会描绘出这样一种日语像。
古代无文字的日语因从中国引入文字而开始了书写活动。自此，它便一直受到中文，诸如文字、汉字音、借用汉语等影响，但只要剔除这些影响，便可以描绘出日语本来的姿态。
四
将汉字打上外来标签并以语言的异质性去认识它，这种观点不仅被具有强烈国语意识的现代国语学学者继承，也被许多日本人接纳。作为一种司空见惯的观念，我以前也有。前文已做过详细的论述，对日语中不同语言的文字——汉字所持有的一贯看法，构成了国学学者或现代国语学学者排他性的日语意识与语言的自我认同。
但是，对日本而言，汉字的影响不仅是日本自己选择的结果。于东亚各国而言，中国一直是被给予的存在，是文明的优越者。于是，汉字成为东亚诸国不得不接受的来自优越者的文明馈赠。然而，馈赠之物既是中华帝国给予周边诸地域的文明恩惠，同时又是带来文化约束且具有双重制约性的“锁链”。日本的文化、语言的自我认同也在不得已接受、吸收这一馈赠的过程中，伴随着抵抗与反弹而建立起来。只是，伴随着对异质性他者的排外性反弹而形成的现代的自我，以批判分析现代日本的视角构建了另一个作为潜在自我意识的自我。这是一个一直以来承受着文化强者留下的那些挥之不去的自卑心理的自我，一个如果失去作为文化强者的异质性的他者，便难以形成自身的文化和语言的自我，一个没有任何余地且不得不以他者为前提，或物化自己之所有的自我。批判性地重构自我，这也是日本精神分析的视角。国语学学者们让定义在现代语言中的自我认同在历史中找到恰当的位置，作为国语意识得到重构。日本精神分析的视角同样还将语言的自我认同以及日本文化潜移默化地定格在历史的自我意识之中。通过这种日本精神分析的视角，汉字成为日本人文化心理中由强者留下的一种挥之不去、无法忘却的心理创伤。然而，由日本精神分析的视角所发现的语言的自我认同与国语学学者所发现和分析的，均不过是现代的语言的自我意识。对这一语言的自我认同而言，汉字便经常是肩负异质性的他者。现代国语学学者一边对异质性的他者——汉字加以抵制，一边在汉字影响的历史基底中幻想并编绘着固有语言的存在。与此相伴，日本精神分析家们则使语言的自我认同中缘于异质性他者——汉字的心理创伤潜入历史，成为文化心理的规制因子，去完成日本语言文化论的塑造与建构。
天岩户的神话故事
不过，把来自外部、具有外部性的汉字仅仅视为异质性的他者只能得到故步自封的自我。从日本精神分析立场构建的日本语言文化论出发，会发出与丸山真男历史意识“古层论”同样封闭的内部性回响，便缘于此。我们现在应该将汉字视为自身语言发展上不可回避的他者。任何自然的语言都不可能在离开其他语言的前提下成为纯粹的自己。纯粹的语言是比较语言学上构成“祖语”的人工语言学的抽象体。汉字既不是为排他地创造自我而存在的异质性他者，也不是接受者的语言自我认同的心理创伤中阴魂不散的异质性他者，而是日语成立与发展上无法回避的他者。汉字对日语而言是不可回避的他者，是使日语自身不断向外部拓展的语言契机意义上的他者。……
子安宣邦
2003年4月7日
汉字论：不可回避的他者
[日]子安宣邦 著 顾春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10
*文章节选自《汉字论：不可回避的他者》（[日]子安宣邦 著 顾春 译 三联书店2021-10）“代后记 汉字论的视角”。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汉字论的视角（节选）
一
……本居宣长的《〈古事记〉传》是让我意识到以汉字为视角思考日语问题重要性的另一个契机，但我也并非一开始便认识到了这一点。众所周知 ，《古事记》文本是由汉字、汉文书写而成的。一般推测，这里的汉文表记以变体汉文，即训读成日语风格的汉文为前提写成。宣长试图按照编纂者太安万侣当时对《古事记》文本的汉字、汉文表记，尽力忠实地再现古语的意图，用古语“和语”的文章对《古事记》本文作训。于是，《〈古事记〉传》成为一部为证明可以使用古语“和语”对《古事记》的汉文文本加以训读而提供根据、方法及证据，继而逐词注释的结构严密、体量庞大的著作。由于《〈古事记〉传》颇具权威，宣长的注释学本身也被赞誉为旁人难以比拟的学术成就，逐渐走向神圣化。
《〈古事记〉传》被神圣化的同时，努力要从《古事记》文本中读出古语“和语”的注释者们的姿态及其学术程序也被神圣化了。为此，从《古事记》的汉字、汉文文献中到底能否训读出日语的古语“和语”，这一本质的问题变成了一个难以言明的问题。可以说，龟井孝虽然很早便提出“古事记”是否可读这一本质问题，但是，包括我本人，几乎所有本居宣长的研究者都不假思索地盛赞“古言 =事”为忠实的注释者及其注释工作的硕果。这也意味着我们不曾对从《古事记》汉字、汉文文本训读出古语“和语”产生任何本质性的质疑。同时，这大概也意味着我们从未意识到《古事记》文本由汉字、汉文构成的重要性吧。在上一段起始处之所以对“…《古事记》由汉字、汉文书写而成”是“众所周知的”标注了加重符号，我就是想提醒各位，即便这个由汉字、汉文构成的事实被大家公认，也未必意味着它的重要性被察觉。
《古事记》
本居宣长认为自己的注释是“古训《古事记》”的正统，并将《古事记》文本的训注公之于世，而我之所以对该训注产生怀疑，主要是通过我称为“言说论回转”的思想史方法论的转换。或许应该说，我在思想史方法上的转换与我对宣长关于《〈古事记〉传》读法的认识的转换是同步的。“日语”或“和语”等具有统一性的语言概念本身就是理论上的构成要素，当我抱持这种观点的时候，宣长对《古事记》的注释工作本身也就成为一种创建古“和语”的工作。于是，自然便会产生对宣长从《古事记》汉字、汉文文本训读出“和语”这种注释学工作本身的追问。从汉字、汉文的文本中何以能够训读出“和语”？若可以，应该如何认识汉字、汉文的文本呢？
就我对《〈古事记〉传》的疑问与重读，大家可以参阅《本居宣长》（岩波现代文库）或本书的第二章。这里，我只想再次强调通过这一疑问所厘清的宣长的汉字观。因为正是这一汉字观决定了后世日本人对汉字的看法。
二
本居宣长用古“和语”对《古事记》文本进行训读，首先要假定汉字、汉文文本背后存在古“和语”构成的口诵传承。宣长等人认为不仅《古事记》这样的变体汉文体的表记法中记录着古语，而且保留口诵形式的“祝词”“宣命”也被文本化了。那么，如何从汉字、汉文的文本中训读出隐藏在它背后的口诵的古“和语”呢？
本居宣长将《古事记》卷首第一句“天地初发之时”训读为“あめつちのはじめのとき”。但据说最初宣长坚信“天地”应与古言“あめくに”对应，因为遵循其师贺茂真渊的万叶古歌之训，才将之订正为“あめつち”。将“天地”训读为“あめつち”的程序是这样的。首先的问题是古语“あめつち”的意思。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あめつち”这个词指代什么，而是说“あめつち”这个词本来应该表示什么意思。让我们回到《〈古事记〉传》卷三的卷首来考察宣长对“天地”的注释。
天地乃阿米都知之汉字，天即阿米。阿米之名其义不甚了了。本来诸言释其本义云甚难解之词，若勉强解之，必为僻说。（“天地”乃“あめつち”之汉字。故“天”为“あめ”。然“あめ”之义尚不得解。本来诸种语言解其原本意义甚难，强求必出曲解。）
这段注释文堪称奇妙。它称汉字书写的“天地”应训读为“あめつち”。此时，“天地”为“あめつち”的汉字，于是，“天地”就成为为书写古语“あめつち”而存在的汉字。这段言辞不免显示出某种执拗。“天”是“あめ”的汉字表记。于是，古语“あめ”被“天”这个汉字所书写，但是，为何古语是“あめ”呢？本居宣长称自己也不太清楚“あめ”原本的意思。
本居宣长这句“阿米之名其义不甚了了”向世人展现了作为注释学者对臆测的克制及严谨精密的态度。然而，这句注解何尝不是一种为了排除汉字“天”对“あめ”的意义的解释性入侵的策略呢？“天地”是为书写古语“あめつち”而使用的汉字，这种偏执似乎在试图遮断必须使用汉语“天地”把握古语“あめつち”之意的过程，即规避汉字在解释上发挥的作用。如果必须使用汉字“天”解释古语“あめ”的意思，那么，“あめ”是什么呢？宣长说他还想不明白“あめ”的意思。排除了汉字“天”，“あめ”的意思便随之成为空白。我似乎想象不出比“奇妙”更恰当的词来评价这个注释了。在“かみ”一词上同样也发生了类似的意义空白。排除汉字“神”之后，“かみ”也变得语义未详。不过这里清晰地体现出一种汉字观，即汉字只被当作古“和语”的表记手段，仅仅被日本作为一种表记手段所吸收。汉字是借来一用的，在借方这里，早有超凡脱俗存立于世的“和语”。宣长注释文的奇妙之处便在于在排除汉字的同时，在排除的空白中创造性地推出了“和语”。
本居宣长画像
太安万侣在卷首写下“天地初发之时”的时候，大概已经认识到自己已自思想深处接受了汉语的“天地”以及中国关于天地的宇宙论，不然也不会产生神话宇宙论或宇宙生成论的叙事了。汉语“天地”之所以在古代日本的语言表记中存在，原因即在于此。所以，汉字“天地”不仅是古代日本“あめつち”的一种表记方式。然而，本居宣长却试图通过视汉字为古语“天地”的表记手段，即借字（假字、假名），将汉字、汉语的世界观从神话的表记体系中整体清除。对宣长而言，作为古学的方法和思想前提而得到强调的“汉意”批判，实际是出自从古记录文本中排除汉字、汉语的世界观。汉字作为“异国”之文字，不能在“和语”的意义体系中留下投影，因为汉字对“和语”而言，是一位来自异乡的异质者。
三
本居宣长的《〈古事记〉传》给后世的汉字观以决定性影响的，便是视汉字为借物的观念。将汉字视为借物，是以语言的自我认同为前提的。在这种认识面前，汉字是完全的异质者。日语（国语）是独立的、自成一体的语言，明确持有这种日语（国语）观的现代国语学学者们因此强烈地支持上述汉字观。何况，现代日本的国语学学者已在比较语言学层面上确认中文与日语属于不同的语言，对他们而言，汉字的语言异质性已然成为其国语意识的前提。
如本书第一章所述，山田孝雄这位著名的国语学学者第一次系统地将研究的目光投向国语中的汉语。众所周知，他亲自将自己划定在国学学者的谱系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因此就应将他视为身处现代国语学学者之外。不论在面对一国之语言——国语表现出的满腔热忱，还是在构建日本语法理论的现代语言学的方法上，山田都居于日本现代国语学学者的正统位置。山田这样阐述自己关于汉语研究的意义与目的，“了解国语中导入汉语以及汉语的国语化、汉语对国语的影响，同时吾人还应对此进行反向思考，了解汉语未能侵入国语的势力范围，以此确认哪里是国语生命的归宿，再通过以上的种种研究，间接确认国语的本质”。在山田的国语意识里，汉语是来自外部的侵入者。汉语必须被视为外来者，即外来语。山田曾说：“毋庸多论，汉语与外来语无异，不应将之当作纯粹的国语来看待。”将汉语视为外来语这一点，已使山田在自己一方设置不含有一丝异质性的“纯粹的国语”的论调变得异常清晰了。为了使之更加明确，山田继而说道：“外来语的称谓，必然反映出这样一种观念，即本国语言已然存在，只是在其中混入来自外国的语言。”
《日本书纪》
将汉字、汉语视为外来者，等于在自己一方预设作为接受者的固有语言的存在。并且，在将外来者视为异质者时，在自己一方构建的便是语言的纯粹的自我同一性。虽然我称本居宣长的《〈古事记〉传》试图整体排除汉字带来的影响，这是这一注释的奇特之处，但不得不承认，由于外来性，汉字、汉语被作为异质者排除在国语之外，持有同种观点的国语学学者们构建的“纯粹的国语”的概念亦堪称奇特。但并非只有国学的现代继承者山田孝雄持有“纯粹的国语”的概念。“对我们日本人来讲，日语是诞生在其中，又在其中成熟演化的语言，它构成了我们的意识形态。”这种具有朴素的语言意识形态的日语，同国语拥有共通的概念。主张这一朴素的语言意识形态的是当代国语学学者，所以在他们编纂的通用《国语学概论》（前引白藤礼幸、杉浦克己编著版本）中自然会描绘出这样一种日语像。
古代无文字的日语因从中国引入文字而开始了书写活动。自此，它便一直受到中文，诸如文字、汉字音、借用汉语等影响，但只要剔除这些影响，便可以描绘出日语本来的姿态。
四
将汉字打上外来标签并以语言的异质性去认识它，这种观点不仅被具有强烈国语意识的现代国语学学者继承，也被许多日本人接纳。作为一种司空见惯的观念，我以前也有。前文已做过详细的论述，对日语中不同语言的文字——汉字所持有的一贯看法，构成了国学学者或现代国语学学者排他性的日语意识与语言的自我认同。
但是，对日本而言，汉字的影响不仅是日本自己选择的结果。于东亚各国而言，中国一直是被给予的存在，是文明的优越者。于是，汉字成为东亚诸国不得不接受的来自优越者的文明馈赠。然而，馈赠之物既是中华帝国给予周边诸地域的文明恩惠，同时又是带来文化约束且具有双重制约性的“锁链”。日本的文化、语言的自我认同也在不得已接受、吸收这一馈赠的过程中，伴随着抵抗与反弹而建立起来。只是，伴随着对异质性他者的排外性反弹而形成的现代的自我，以批判分析现代日本的视角构建了另一个作为潜在自我意识的自我。这是一个一直以来承受着文化强者留下的那些挥之不去的自卑心理的自我，一个如果失去作为文化强者的异质性的他者，便难以形成自身的文化和语言的自我，一个没有任何余地且不得不以他者为前提，或物化自己之所有的自我。批判性地重构自我，这也是日本精神分析的视角。国语学学者们让定义在现代语言中的自我认同在历史中找到恰当的位置，作为国语意识得到重构。日本精神分析的视角同样还将语言的自我认同以及日本文化潜移默化地定格在历史的自我意识之中。通过这种日本精神分析的视角，汉字成为日本人文化心理中由强者留下的一种挥之不去、无法忘却的心理创伤。然而，由日本精神分析的视角所发现的语言的自我认同与国语学学者所发现和分析的，均不过是现代的语言的自我意识。对这一语言的自我认同而言，汉字便经常是肩负异质性的他者。现代国语学学者一边对异质性的他者——汉字加以抵制，一边在汉字影响的历史基底中幻想并编绘着固有语言的存在。与此相伴，日本精神分析家们则使语言的自我认同中缘于异质性他者——汉字的心理创伤潜入历史，成为文化心理的规制因子，去完成日本语言文化论的塑造与建构。
天岩户的神话故事
不过，把来自外部、具有外部性的汉字仅仅视为异质性的他者只能得到故步自封的自我。从日本精神分析立场构建的日本语言文化论出发，会发出与丸山真男历史意识“古层论”同样封闭的内部性回响，便缘于此。我们现在应该将汉字视为自身语言发展上不可回避的他者。任何自然的语言都不可能在离开其他语言的前提下成为纯粹的自己。纯粹的语言是比较语言学上构成“祖语”的人工语言学的抽象体。汉字既不是为排他地创造自我而存在的异质性他者，也不是接受者的语言自我认同的心理创伤中阴魂不散的异质性他者，而是日语成立与发展上无法回避的他者。汉字对日语而言是不可回避的他者，是使日语自身不断向外部拓展的语言契机意义上的他者。……
子安宣邦
2003年4月7日
汉字论：不可回避的他者
[日]子安宣邦 著 顾春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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