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鸣钟从明代万历年间进入中国,西方工匠的奇巧绝技让皇帝爱不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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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鸣钟从明代万历年间进入中国,西方工匠的奇巧绝技让皇帝爱不释手


    万历年间,罗明坚从澳门进入广东,送给广东省的总兵官黄应甲“一块表;这是一种用许多小金属齿轮安装成套的计时工具”。万历十年(1582)罗明坚打算送给两广总督陈瑞“一件漂亮的用铜制作而自动报时的钟表”,说是由8月份抵达澳门的利玛窦携来,“为印度教区主教送给中国传教团的礼物”。陈瑞听说后立即“吩咐一名秘书以他的名义写一封邀请信,请罗明坚无论如何病一好立刻就去见他,并把那件新奇的玩意儿带去”。1582年月,罗明坚、巴范济携同翻译一行四人从澳门来到肇庆,向陈瑞呈献上那只精巧的钟表。当陈瑞见到钟表能自动报时,且有长短针标出时间时,其惊异和欣喜的情态简直不可名状。


    旗开得胜的罗明坚曾一度乐观地认为他很快便能打开通往北京的道路,这时在广州的些中国官员就告诉他,如果要以欧洲教宗的名义派使节去北京,“最好的礼物应算一架装潢豪华且体积大的钟表,每小时皆报时,将置放在皇宫中,可以听很远;再送一只小型的上有把手,每点钟报时,或类似的皆可”。但罗明坚传教时马失前蹄,被迫离开中国,其继承者利玛窦则继续利用自鸣钟等礼品敲开中国内地的大门,直到进入北京。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前往北京,随身携带了自鸣钟等几件代表西洋文明的器物作为礼品,不料在临清为天津税监马堂扣留。马堂在奏疏中汇报了此事,但神宗起初并无反应。


    某日,他偶然想起了奏书中提到的自鸣钟,就问:“那座钟在哪里?我说,那座自鸣钟在哪里?就是他们在上疏里所说的外国人带给我的那个钟。”于是马堂立即将利氏及其礼品一起送住北京。利氏的西洋奇器引起了神宗皇帝的浓厚兴趣,因此被赐居京师。神宗皇帝限宫内负责观测的四名太监在三天内向传教士学会调适和操作自鸣钟的技术,后来又命令按照利氏的图样,在皇城附近兴建一座安放大型自鸣钟的豪华钟楼。关于利玛窦所送的自鸣钟等礼物,在当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对象。


    顾起元(1565-1628)对利玛窦的自鸣钟有细致的描写:“所制器有自鸣钟,以铁为之,丝绳交络,悬于篪,轮转上下,戛戛不停,应时击钟有声。器亦工甚,它具多此类。”谢肇淛在其《五杂组》中也称赞道:“西僧利玛窦有自鸣钟,中设机关,每遇一时辄鸣,如是经岁无顷刻差讹也,亦神矣。”冯时可《篷窗续录》也写道:“西人利玛窦有自鸣钟,仅如小香盒,精金为之。一日十二时,凡十二次鸣。”


    崇祯八年,刘侗、于正奕在其《帝京景物略》卷5也记载了此事,称:“万历辛巳,欧罗巴国利玛窦入中国。始到肇庆,刘司宪某,待以宾礼。持其贡,表达阙庭。所贡耶苏像、万国图、自鸣钟、铁丝琴等,上启视嘉叹。命冯宗伯琦叩所学,惟严事天主,谨事国法,勤事器算耳。”吴旦生对利玛窦所贡自鸣钟等物也比较关注,称:“万历辛巳,大西洋奉耶苏教者利玛窦,自欧罗巴国航海九万里入中土,始到肇庆,刘司宪持其贡表上闻。所贡耶苏像、万国图、自鸣钟、铁丝琴等。上启视嘉叹,命给廪,赐第宣武门内建天主堂。”在利玛窦将自鸣钟传入中国之后,传教士们开始介绍自鸣钟及其原理。天启癸亥,艾儒略撰成《职方外纪》,亚勒玛尼亚国道:“其工作极精巧,制器匪夷所思,能于戒指内纳一自鸣钟。”


    邓玉函在《奇器图说》也间接地介绍了自鸣钟的工作原理:“譬如自鸣钟大轮、小轮,其中名目甚多,必一一次第相联,而后可以自鸣也。一紊其序,则不成其用矣。”邓玉函还将自鸣钟等西洋器物的应用与国计民生联系了起来:“可开利益之美源,民生日用饮食衣服宫室种种利益为人世急需之物,无一不为诸器所致…自鸣钟自报时刻,济日晷晴阴之穷。诸般奇器,不但裕民间日用之常经,抑可裨国家政治之大务,其利益无穷,学者当自识取之耳!”由于西方传教士的推波助澜,自鸣钟原理等知识深入部分明朝士大夫的脑中。


    与传教士来往密切的徐光启、李之藻、王征等人,在其与传教士合译的著作中,时常提到自鸣钟。大学士徐光启、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光禄寺卿李天经与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所合修的《新法算书》,介绍了测历象所用的自鸣钟:“自鸣钟三架,中样者每架价银五十两,大者及小而精工者价值甚多。”此外王征受邓玉函的影响,对自鸣钟的原理也有一些了解。王征“尝询西洋奇器之法于玉函,玉函因以其国所传文字口授”,征译为《诸器图说》。该书将自鸣钟原理与自行车原理作了类比:“准自鸣钟推作自行车图说,车之行地者轮凡四,前两轮各自有轴,轴无齿,后两轮高于前轮一倍,共一轴,轮死轴上,轴中有齿六……甲轮以次相催,而丁催轴齿,则车行矣。”明末徐应秋在其《玉芝堂谈荟》卷27《鸡鸣枕》中对西洋自鸣钟也有了解:“近时西洋制有自鸣钟,按十二时有声。”


    明末清初吴伟业曾有诗咏教堂中的西洋自鸣钟:“西洋馆宇逼城阴,巧历通玄妙匠心,异物每邀天笑,自鸣钟应自鸣琴。”除了士大夫外,自鸣钟在民间还受到工匠的仿制。据明周亮工《闽小记》卷1载“闽中绝技”有“龙溪孙孺理一寸许之自鸣钟”,小到仅有一寸多,可谓极造化之工巧,出于西洋而超越西洋。明人从自鸣钟的计时上,感受到中西文化之异。明沈德符(1578—1642)《万历野获编》称:“惟利西泰谈其国每日分为二十四时,每时止四刻,合之仅九十六刻,以故所制自鸣钟,以子正、午正为始,午初、子初为终,共传二十四声,以了一日。其国廿四时,即中华十二时也。盖斟酌于华夷之间而成者,但终不知于古昔大挠所设,乖合何如。”西方将一天的时间划分得更细,似乎表明时间观念比较强。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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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songnengwang 栏目:他山之石 浏览量: 发布时间:2021-10-23 20:4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