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消息：10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财政部、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财政部、税务总局将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起草房地产税试点办法（草案），按程序做好试点各项准备工作。
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的房地产税征税对象为居住用和非居住用等各类房地产，不包括依法拥有的农村宅基地及其上住宅；国务院制定房地产税试点具体办法，试点地区人民政府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国务院按照积极稳妥的原则，统筹考虑深化试点与统一立法、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等情况确定试点地区，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授权的试点期限为五年。
最近一段时间，“共同富裕”成为网络热词。政府连续出台互联网反垄断、教育“双减”、叫停学科类培训、促进第三次分配等政策，都是从底层设计打出的组合拳，特别是关注已久的房地产税开征的靴子终于落地，目的是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实力仅次于美国，可以骄傲地宣布：中华民族已经实行了伟大复兴。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发展不平衡，还存在人均收入较低，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呈富人和中产阶级很少，低收入人数众多的金字塔型结构，消费力不足，年轻人不敢生孩子，社会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等问题。
我国刚刚解决了所有贫困人口脱贫的问题，还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富裕的西方国家相比，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要让大多数人成为中产阶级，除了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待遇，国家还要为全民提供教育、社保、医保、住房、养老等方面的保障，这就需要大量的财政资金；而财政资金的来源主要是税收，如何在不增加企业的税务负担的前提下，增加税收呢？开征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是必然选项。
其实，房地产税、赠与税、遗产税这些，在很多发达国家早就是常设税种。以我国近邻日本为例，能实现全民社保、医保和教育同等标准，除了经济发达，税收高，就是一直在征收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所得税等税种，并且比例较高，日本国民也能在心理上接受缴纳这些税种。
日本家长一般不会给自己的儿子买婚房，因为，需要缴纳百分之五十的赠与税。假设父亲给儿子花两百万元买了套房子，社区税务官立马会跟进，收取一百万元的赠与税。与其花三百万给孩子买房子，不如让他们自食其力，先租房，慢慢自己创造条件再买房，既能节省开支，又能锻炼孩子的生存能力，这个帐谁都会算；况且，租房结婚在日本非常普遍，也没有多少家长和孩子会攀比这些事情。
再说遗产税，也是高达百分之五十。以当年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贡献的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为例，他于1993年去世时，在日本东京留下一套价值过亿的房产，女儿田中真纪子作为唯一合法继承人（田中角荣还有一个私生子，但没有合法继承权），当时因为交不起五千万元的遗产税，市政府就将其房产的一半收回，作为市民公共活动场所。
在日本，有“富不过三代”之说，大概与高额的遗产税、赠与税、房产税有关吧？这未尝不是好事。日本的父母，都鼓励读大学的孩子暑期打工，既能养活自己，又能积累社会经验，父母还能凭子女打工的证明，减免所得税。
反观我们中国，开征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的呼声一直很高，却一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实际上，早在从2011年开始，有关部门已经在上海、重庆开展了征收房产税的试点工作，整整十年后，人大常委会才出台决定，授权国务院起草房地产税试点办法（草案），试点时间是五年，距离全面开征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至于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目前还没有出台相关政策，但笔者认为开征是大趋势。
为什么在我国开征房地产税如此艰难呢？这既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现实有关，情况相当复杂；也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和思想观念有关，以前没这么做过。
从现实来说，改革开放之初的政策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社会共同富裕。但是，在八十、九十、零零三个年代，那些抓住各自十年最好赚钱机遇创业，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的人，是既得利益集团；20%的人掌握着80%的资源和财富的“二八定律”效应明显，贫富差距的鸿沟挖得越来越大，后一辈人的起点差距犹如骑单车的与开跑车的比赛速度！在“寒门难出贵子，草根无法逆袭”的巨大落差面前，很多年轻人深感无助和无力，只能用“躺平”来消极对抗。
从几千年的传统来说，我国作为农业社会，家庭是最小、也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不仅是联接亲情的纽带，而且是关乎生存和名誉的港湾。从西周开始的宗法伦理制度，形成了“家国同构”治理国家的理念，其实质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也就是儒家主张的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的价值是在家要孝敬父母，为了小家付出一切；出仕，要忠于君王为了国家牺牲一切。
因此，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家庭利益，哪怕是结婚生子，也是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当然，家庭也给个人提供保护和扶持，中国人对家庭的依赖和感情，可以说胜过任何其他民族。
所谓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中国人必须把姓放在名字前面，表示对祖先的尊重。因为有祖先崇拜，也很难形成一神教的宗教，清明扫墓是全民参与，比礼拜日去教堂虔诚多了；而一神教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所以西方国家更注重个人价值，孩子长到十八岁就自己独立生存。
而中国人，在家要听家长的，父母往往干预子女从读书升学，到选择工作、配偶，决定经商、买房等所有大事情；因为，父母会从孩子出生直到自己闭上眼睛，都会不遗余力地帮助孩子，不仅出钱买房、投资，而且出力带孙子、外孙，做饭洗衣料理家务，无偿地付出，无怨无悔。
而在西方，甚至日本，父母却不会这样为孩子付出，也不会“鸡娃”；而是会尽量“放羊”，让子女从小学会独立生活。举两个例子。
先说第一个例子。2005年暑假，中日两国小学生在杭州联谊参加一个爬山活动。在规定了线路和时间后，老师给每个孩子一瓶水和一包饼干，这些都是定量的，保障完成上山下山全过程。结果，中国孩子爬到一半，水喝完了，饼干吃完了，爬到一半，爬不动了，坐在半山腰哭；日本孩子呢，严格按照老师要求，吭哧吭哧爬到山上，又返回到山下，一瓶水只喝了大半，饼干也只吃了一半。要知道，中国同龄的孩子长得比日本孩子高大多了，只是因为缺乏锻炼！
再说第二个例子。有个单亲妈妈，带着三个孩子去以色列闯荡，租住在一个犹太妇女家。妈妈开了一个小面馆，卖混沌、水饺、面条之类，每天起早贪黑，在外面忙一天，回家还要给孩子们做饭、洗衣服；她最大的女儿已经17岁了，整天连碗都不洗，最小的儿子也有八岁，每天就会缠着妈妈无理取闹。孩子们对母亲的辛苦视而不见，觉得心安理得，还时不时抱怨妈妈不给零花钱。
房东太太看不下去了，就对单亲母亲说：“应该叫你的孩子们帮助做事，你按照他们的劳动给予报酬。我家算是很富裕了，但我的孩子们从几岁开始，就帮助家里做事，给他们报酬；上大学以后，我们都不给钱了，他们自己打零工挣生活费，或者申请奖学金。”后来，这个中国妈妈听了房东太太的建议，三个孩子慢慢都能帮她干家务，还去店里帮忙择菜、洗碗，长大了都学会了独立生活。
中国人之所以有如此强家庭观念，也是来自于封建社会的传统。在古代社会，因为家国同构，个人的荣辱与家庭是紧密捆绑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人做了高官，整个家族获得尊荣富贵，拼其一生得到世袭爵位，终极理想就是封妻荫子，才能告慰先祖含笑九泉；一旦被判了谋逆等大罪，官员自己性命不保不说，家族轻则抄家流放，重则诛灭九族！
所以，中国人自古就觉得为了家庭和后代付出，天经地义，这当然是美德，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有些问题。
早年中国劳工在美国修建铁路、开采黄金，苦活累活抢着干，赚到的钱舍不得花，都寄回国买田买地，盖房子；西方工人成立工会，闹罢工，逼着老板增加待遇，而中国劳工不去参加，有时还继续工作。因此，工会对中国劳工恨之入骨，多次搞事情，终于在1882年，逼迫美国国会以绝对多数赞成票通过《关于执行有关华人条约诸规定的法律》，这条排华法案歧视华工，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直到一百三十年后的2012年，美国众议院通过《排华法案》的道歉法案。
“水往下流”，中国人认为父母，甚至祖父母创下的家业，由儿孙辈继承合情合理，天经地义。但现在，却要开征房产税，赠与税，遗产税，确实有割肉之痛，抵制情绪多，难度大，问题复杂可想而知。因此，高层慎之又慎，在上海、重庆搞了十年试点还不算，人大决议还要再搞五年试点。目的是要尽量把法规和执行细则细化，权衡利弊，规避风险，保证公平，消除矛盾。
但反过来看，征收这些税种，虽然对少量的家庭来说会有付出，甚至增加一些负担，减少一些收入，但对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来说，无疑是有益的。
首先，能增加新税源，政府能拿出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教育、养老、房产、医疗、环保等社会福利，提高全民生活保障。第二，有利于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打破阶层藩篱，助力底层人民靠辛勤劳动获得丰厚的收益，让大多数人有机会成为中产阶级，从而实现公共富裕。第三，有利于培养青少年健康成长，很多富裕家庭宠爱子女，却在溺爱中养成了扭曲的三观，养出很多“巨婴”、“妈宝男”、“啃老族”，孩子缺少自食其力的能力。
同在10月2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家庭教育促进法》。法律明确，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负责实施家庭教育，国家和社会为家庭教育提供指导、支持和服务。
总之，国家权力机关做出有关开征房产税试点和家庭教育促进法，内在逻辑都是一致的，就是从长远考量，从顶层设计，一切为了社会公平，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中国的未来，属于广大的青年，每一个劳动者都应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都能成为中产阶级，都应该受到尊重。所以，笔者坚信：工匠的好时代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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