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期我们聊了宋朝很有钱，凡是用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那么，宋朝为何如此有钱呢？根本原因是宋朝重视商品经济，国朝税收的70%都来自工商税。
拿现在来说，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基本过上了小康生活。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改革开放和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关键。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人类有追求自利和喜好交易的天赋，这会导致市场分工的自发演进和市场秩序的不断扩展。”市场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但是，在宋朝以前和以后的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却都奉行“政治利益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展”的政策，如果说西方社会是金钱万能，在中国古代则是权力万能。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念下，历代君主独占权力，担心经济力量威胁皇权，普遍对商人抱有戒备和歧视心理；加上农业大国以农为本的精神，古人认为不种粮食而靠经商投机取巧是不耻的行为。所以，除了宋朝，历代对商人实行严格的限制和防范，弄出很多严酷和可笑的制度。
古代中国把国民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最先提出这个划分的人是春秋时期的齐国宰相管仲。他确定，地位最高的是世代读书的士人，负责管理国家；其次是农民，农业大国，以农为本；地位最低的就是商人，古人都看不起商人，认为无商不奸。管仲觉得商人有了太多的钱，君主就无法驱使他们，为了加强统治，必须“利出一孔”。他说：“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意思是：君主掌握了人民的生杀予夺之权，百姓才会敬畏感恩。
有了管仲在齐国做成样板，后面的历朝历代都照样学样，除了宋代以外，都歧视和防范商人，无所不用其极地制定了各种限制商人的法规，逐渐形成轻贱商人的文化；再配合官营工商业的传统，早在西周就有了“工商食官”制度，对重要的资源和产品实行官营，如“盐、铁、酒、茶”等。
在西汉，实行“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制度，规定商人不准穿丝绸衣服，还不准坐车，只能步行。在两晋，为了侮辱商人，命令他们“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一只脚穿着白色的鞋子，另一只脚穿着黑色的鞋子，走在大街上，或者去拜访贵族，多么滑稽可笑？在前秦，皇帝苻坚规定：“工商皂隶不得服金银、锦绣，犯者弃市。”如果商人敢穿锦绣衣服，佩戴金银，就在市场公开砍头！在唐朝，明文规定：商人及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一代经商，世代都不能读书做官。在明朝，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做得更绝，商人只准穿绢和布两种料子的衣服，而农民则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料子的衣服，商人再有钱，你也比农民低两等！
古代中国没有市民概念，也没有西方人那种“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土地和人民都属于皇帝的，怎么可能尊重私人产权？不仅对商人出台各种歧视和限制措施，而且，统治者利用手中的强大权力，动不动间接或直接盘剥商人，巧取豪夺甚至流放充公。君主们对付富商的办法可多了！
是课以重税。北宋王安石变法，打着“抑制兼并，促进公平”的旗号，向民间“大农”、“富工”、“豪贾”等开刀，以重税方式为国家聚敛财富。有学者认为，北宋灭亡，跟王安石违背经济规律的变法有直接关系。
迁徙富豪。古代皇帝用迁徙富豪的方式，来控制地方势力。史书上有“徙天下豪富实京师”的记载，就是把各地富豪都迁移到首都定居，他们的土地、房产就被当地政府没收了。《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汉书•武帝纪》说：“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三次下迁徙令，把14万户江南人迁徙到自己老家凤阳，5000户和14300户富商迁徙到南京。
公开掠夺。朝廷一旦遇到财政困难或者发生战争，国家就公开掠夺商人财产。《旧唐书•卢杞传》记载：因为战事频繁，皇帝下令每个人最多只能留1万贯钱，多的都有“借给”军队。于是，军人拿到尚方宝剑，全长安搜查富户，抓人、打人、杀人，逼得很多富人上吊，整个长安城像遭到了土匪洗劫。
打击报复。有个故事耳熟能详：明朝初年定都南京，朱元璋下令修筑南京城，江南首富沈万三为了讨好皇帝，主动拿出巨资，修建三分之一城墙。没想到马屁拍到马蹄上，此举惹怒了朱元璋，担心沈万三富可敌国居心叵测，当时就要杀了他，后在大臣劝谏下，把他流放到云南客死他乡，家财全部充公。 商不敢与官斗，后代商人都不得不与皇权勾结，为皇帝和军队服务。于是，出现了《红楼梦》中薛蟠家这样的半官商，还有胡雪岩这样的“红顶商人”，但胡雪岩最终也没逃脱悲催下场，成了左宗棠与李鸿章官场斗争的牺牲品，抄家后郁郁而终。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开始探索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后来过渡到市场经济；而改革开放之前，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国的飞速发展，正是得益于市场经济。宋朝也是一样，经济发达，文明程度达到世界高峰，也是得益于发达的商品经济。
前文说了，即便开放的盛唐，也有歧视商人的规定，商人的子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宋朝就没有这样的歧视，商人的子弟是完全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易中天先生在他的《易中天中华史》中说：家里兄弟中，会读书的，就让他专心读书，考功名光宗耀祖；不会读书的，就让他去学习经商赚钱。
宋朝皇帝鼓励经商，连军队都可以参与商业活动，以减轻国家养军队的负担，即便是抗金名将岳飞，也是经商的。皇帝也很喜欢市场的热闹繁荣，还有很多皇帝出宫去逛夜市的记载。电视剧《清平乐》中，仁宗皇帝带着皇后和公主元宵夜观灯，公主喜欢看女子相扑。当欧阳修面君痛斥女子相扑有伤风化时，公主忍不住出来与之辩论，还举出宋太祖盛赞女子相扑的例子，弄得老夫子连夜翻遍资料也找不到这样的记载！
在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梦华录》中，皇帝听说永安楼酒店的酒美菜香，半夜溜出宫城，跑到赵盼儿经营的酒店吃饭。而宋徽宗赵佶半夜去见名妓李师师，还与词人周邦彦争风吃醋的故事更是风流趣闻。
为什么宋朝能够鼓励商业呢？除了赵宋官家的皇权来路有点不正，是黄袍加身窃取了后周孤儿寡母的，一直对军队特别防范，而对文人、商业相对宽松，朝廷习惯尽量用钱来解决一切问题。宋太祖赵匡胤时期，就制订了《商税例则》，在保护国家税收的前提下，保护商业经营者的合法利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定都开封汴梁的地里位置和城市建筑。长安、南京、北京这些古都，都是转为保护皇权而建的，不仅文化上要有天子坐北朝南建在城市中轴线的要求，重要是为了防御而设置了几道城圈，还把城与市分开，夜晚实行宵禁，到中午才开市。
而宋朝的东京汴梁本来只是一个郡的所在地，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地里位置非常特殊，有汴、黄、惠民、广济四条河流穿城而过，客观上很难实行住宅区坊与商业区市的管控。开始时，朝廷也是想管的，但实在没法管，后来，又从工商税收方面尝到甜头，到宋仁宗时干脆开放搞活了。准许市民沿街建房，楼下开门经营，叫做门市部；夜晚也不能实行宵禁，也干脆放开，夜生活可不比现在城市差。如《清明上河图》中所见，汴梁弥漫着浓浓的商业气息，木构的房屋窗子比墙还大，小饭店的桌椅板凳都摆到马路边了，讨价还价和看热闹的人们比比皆是，货车和驼队则忙进忙出。
上行下效，北宋都城都成了繁华的商业城市，各地方也照样学样，逐渐形成了以汴梁为中心的北方市场，以东南六路为中心的东南市场，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蜀市场和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市场。还有那些重镇，也是镇守的意思，为军事而设置，跟商业关系不大。而宋朝的镇，却是经济繁荣的市场，比如，以生产精美瓷器为主的景德镇，宋朝对外出口的瓷器大都产于此地；以军事防御为主的鄂州，后来变成经济发展的新型大市场，陆游到此写下“市区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健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还有浙江的杭州（临安）、湖北的江陵，现在的荆州，广东的佛山镇，河南的朱仙镇等等，都是当时相当繁华的小都会。
宋朝不仅农业十分发达，用只有28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养活了近一亿人口；更重要的是工商业极其发达，丝织业、制瓷业、造纸印刷业、餐饮娱乐业等相当发达，还在全国开设了广州、杭州、明州（宁波）、泉州、密州（青岛）等市舶司，开放海洋贸易。从打捞上来的“南海1号”沉船上，发掘的近20万件商品中，有瓷器、铁器、金银、铜钱、丝绸等出口商品；而阿拉伯、波斯等商人从海上贸易进口的主要是香料、药材、象牙、珠宝等商品。
重商主义让宋朝商业极其繁荣，流通的货币也种类繁多，数量惊人。既有宋朝的铜钱和白银，后来还出现了中国第一种纸币交子，也有西域乃至罗马的金币。宋太宗时期，每年铸造铜钱八十万贯，到了神宗熙宁六年，已经达到六百余万贯。宋朝的钱币当时是世界硬通货，地位相当于现在的美元，东南亚、日本都用铜钱交易。
这是宋以前和以后各个朝代的人，都无法想象的。正是因为商品经济发达，宋朝才最有钱，市民的小日子过得才最好。就拿《水浒传》中卖馒头的小市民武大郎来说吧，有人研究过，他每天卖炊饼大概能赚到300文钱左右，当时一天有一百文基本够一家人吃饭了，如果多出几十文，还能买点酒肉水果。难怪武大郎的妻子潘金莲能够成为全职太太，还能买酒跟王婆喝！
2022年7月3日，浙江金华市浦江县浦阳街道富都华庭小区，在进行自来水改造时，意外发现大量宋代古钱币，清洗后发现上面有北宋“熙宁”、“元祐”等字样，也有南宋“淳熙元宝”、“庆元通宝”等字眼，群众自动上缴的古钱币共有34000多枚！其实，挖出这点宋代钱币根本不算什么，2010年，陕西华西一工地，挖出4顿宋代铁钱；2003年，四川绵阳发现一个古代钱币窖藏，挖出宋代钱币多达7顿！还有更惊人的呢，2006年，在山东东营一个建筑工地，居然挖掘出30顿宋代铜钱！